用工荒隱含的時代性命題
朱四倍(河南 教師)
今年以來,由于經濟迅速回暖,沿海地區和內地同時出現嚴重的缺工現象。其中,廣州、深圳、東莞等珠三角地區城市缺工超過200萬人,部分生產線已處于停工狀態。企業紛紛上調工資,調低學歷、年齡等限制,希望用工荒得以緩解。(2月21日《武漢晚報》)
在“沿海地區出現嚴重缺工現象,珠三角缺工超200萬”的話語中,我們看到了什么?僅僅是愈演愈烈的用工荒嗎?在企業紛紛上調工資,調低學歷、年齡要求的舉措背后,我們更應看到什么?用工荒的背后,其實有著特殊的時代隱含命題:農民工的合理報酬界限在哪里?民工荒的顯現與工資報酬到底有多大的關聯度?消除民工荒的路徑選擇是什么?
愈演愈烈的用工荒明確告訴我們,短工時代到來了,把打工者僅僅視作廉價勞動力的做法似乎走到了末路。曾幾何時,不少人還在為廉價勞動力、富裕勞動力而慶幸,以為把經濟增長建立在廉價勞動力之上是一種比較優勢,勞動力短缺也不是一時的矛盾。必須承認,短工時代一定程度上與農村政策的改善有關。但更關鍵的是,農村勞動力資源經過20多年的持續輸出,供給能力已經發生變化,正從過剩轉向緊缺,這不是短期性、局部性現象,而是長期性、根本性矛盾。正因為如此,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反思勞動力無限供給神話的破滅。進而,追問能否打破“城鄉分治、二元結構”的現狀,能否使勞動力短缺的拐點成為支付國民待遇的拐點?
往深處看,愈演愈烈的用工荒,其實正是農民工即將走出失權時代的折射,用工荒的顯現無非是自我擴權的必然,用工荒實際上是制度荒和權益荒。人力資本理論告訴我們,勞動力價格是政治、經濟、社會、自然等多種因素相互影響的結果。而我國廉價的勞動力價格并非市場單一發揮作用的結果,相反這是一種人為的制度造成的。與發達國家相比,長期以來,我國的勞動力被當作一種純粹的自然資源在使用,來自異鄉的一線工人無法享受當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好處,少有真正的集體談判工資的權利,甚至連基本的薪酬與福利獲得也常常成為問題。因此,當勞動者有“用腳投票”的機會時,自然會對經濟增長建立在廉價勞動力之上的沿海等地區投下否決票。
短工時代的來臨,對農民工來說,必然要求增強發言權、就業平等權、擇業自主權等權益,而愈演愈烈的用工荒或是一個保護農民工權利的契機,愈演愈烈的用工荒投射下短工時代與失權時代的清晰背影,也期待著這樣時代性命題的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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