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低人力成本與低人權“優勢”的驚人競爭力

著名學者、清華大學歷史系秦暉（資料圖）

作者：熊培云

毫無疑問，近30年中國經濟與社會成長，不僅伴隨著中國人價值觀念的轉變，也在一定程度上見證了中國社會“議價能力”的成長。與此同時，在世人稱道的“中國奇跡”背后究竟有著怎樣一套有關“交易成本”的行事邏輯，今天更需要站在歷史的高度重新審視。

為此，本刊專訪著名學者、清華大學歷史系秦暉教授。

一方出價

《南風窗》：政府對中國“經濟奇跡”的出現無疑功不可沒。而在這30年間，政府扮演的角色中，哪部分是迫切需要重新檢視的？

秦暉：我覺得就是一些經濟學家鼓吹的用國家權力剝奪工人討價還價的權利，形成所謂“‘交易費用’降低”。我從來是將這種“交易費用”加引號的，因為它根本不是西方經濟學意義上的交易費用。

如科斯所講，交易成本有兩個重要原則：第一，一方討價還價的權利是不能剝奪的，只有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個集體的談判，避免分散談判所要支付的成本。比如科斯講為什么要企業呢，一般我們講每個勞動者都有能力或者權利當個體戶，而不是受雇于企業，但為什么不直接面對消費者，原因是交易成本過高。所以企業是一個節省交易成本的組織，而且大多數人還是傾向于進入企業的。但科斯絕對沒有說過建農奴制莊園可以節省交易費用。然而，按照有的經濟學家的邏輯，卻是沒有討價還價便是節約交易成本。第二，這個交易成本是整個社會的成本，而不是一方的近乎強制的出價。

科斯有兩本書題目就很好，一是《企業的性質》，我說按中國有些人的理解直接叫“奴隸制的性質”就可以了，而不是“企業的性質”了。他們認為企業的性質就是降低交易費用的組織，那奴隸制不是更符合這種性質嗎？顯然科斯并不這樣認為。因為奴隸制其實是剝奪了許多人的交易權利，而科斯所謂的成本卻是以保障這種權利(這就是企業與奴隸制莊園的不同) 為前提的。第二本書是《社會成本問題》，他為什么說是“社會成本問題”，而不說“一方出價問題”呢？我們一些理論家講的“成本”其實只是一方的出價，另一方付出了什么他不予考慮，顯然科斯是沒有這個意思的。

我并不是說科斯的說法就一定對，所謂“新自由主義”在理論上就沒有問題，但中國搞的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中國的問題也不能讓西方經濟學家來負責，而且和新自由主義也沒有什么關系。但中國奇跡的出現顯然受益于沒有討價還價余地的某種機制。

這種單方面出價以節省“交易成本”的說法其實是一種強盜邏輯。誰能說我用刀搶了你，就降低成本？但是，這種說法在中國的確很盛行。比如有人說，集體化是很好的選擇，因為國家同無數小農打交道，成本很高，所以國家把大家集體捆起來，你不能討價還價，交易費用就小了。國家因此得到大量廉價的糧食，但是農民餓死多少呢？這個算不算成本？他們不認為這是成本，而且制造了一個概念——“減少國家與小農交易的成本”。為什么就不是“小農與國家博弈的成本”呢？這個概念在科斯看來根本就不通的。有的邏輯是國家越容易把工人趕走，所謂“交易成本”就越低。你要說成本的話，人民公社時的成本是最高的，哪個國家在工業化時期付出了餓死如此多人的高昂成本？

《南風窗》：當國家成為“資本家”，作為“國家雇員”的另一方實際上失去了對自己權利與能力的“議價權”。

秦暉：公共資產從理論上說，所有人都是所有者，也可以說所有人都不是所有者，這不是主雇關系。私營企業解雇工人，在現代國家當然也會受到勞動法約束，但從主雇關系來說，解雇工人可以說是天經地義的。企業是我辦的，我對資產承擔風險，破產我可能要跳樓的。合同也是在雙方同意的前提下簽訂的。不同的是，在國有企業里廠長和工人地位本應該是一樣的，憑什么有的人要被趕走？憑什么有的人要做犧牲？憑什么有的人是能人而其他人連試試是不是能人的機會都沒有？

相較而言，東歐國家的私有化討價還價的成本是比較高的。一般都是趕緊私有化，裁減多少工人由勞資雙方來談，國家不會動用權力來動員裁減多少工人，或將資產送給某些特定的人。所謂的回收資本最大化原則，公開、公正、全民參與的原則，或像證券私有化一樣，每人一份，而不會事先考慮將工人趕走。當然轉軌完成之后，勞資雙方的協商是另一回事，而且是有工會參與的，不是說先將該趕走的工人趕走后再提出對剩下的工人有就業責任，更不僅僅是政府與能人兩方面私下交易完成的。

《南風窗》：若干年前，我采訪社會學家陸學藝先生，他也對市長先生們高談“減員增效”提出批評，認為政府首先應該保障的是充分就業。

秦暉：所以我懷疑從“減員增效”到私有化有某種程序上的故意。當初之所以動用國家權力搞“減員增效”或許就是為私有化做準備的。至于民企無所謂“減員增效”，因為一開始它就不會雇傭冗員。國家也許是有意識在產權改革之前搞“減員增效”，當然也可以說這有回避意識形態風險的意思；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動用國家權力將工人趕走。工人能和資本家討價還價，卻無法同國家討價還價，因為工會也是國家辦的工會。這種工會在工人與私企間能起一定作用，但在國企和工人之間顯然傾向于偏袒國家。

《南風窗》：以前我們講工會是“福利工會”，而不是“權利工會”。但不得不承認，這“福利”二字長期以來也是打折的。

秦暉：是啊，中國歷來是一個負福利國家，現在也是。中國的進步就表現在負福利的降低上，即向“零福利”漸漸靠擾，充其量是通過二次分配不加劇社會分化。現在更多是高收入者高福利，低收入者低福利。這樣的福利安排，反映的還是討價還價權利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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