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低人力成本與低人權“優勢”的驚人競爭力(2)

尺蠖效應

《南風窗》：在不久前您的反思文章中再次談到了“尺蠖效應”。通常說，左派要求福利，右派要求自由，左右相爭即有所謂的“天平效應”。然而，在“尺蠖效應”中，“天平”左右卻只為自己的利益傾斜。

秦暉：近年來改革政策、乃至改革戰略不是沒有調整，甚至可以說是調整之頻繁舉世罕見。但好像怎么調整都不對勁，這就是所謂的“尺蠖效應”：就像那一放一縮卻只朝著一個方向移動的尺蠖，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減少，但福利卻難以增加；政策一“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縮，但自由卻難以擴大。一講“小政府”官員就推卸責任，但權力卻依然難以限制；一講“大政府”官員就擴大權力，但責任卻仍舊難以追問。向右，公共資產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產并無多少保障；向左，老百姓的私產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財富仍然看守不住。 ( http://www.tecn.cn )

《南風窗》：就像將股市變成超級提款機，有人不斷地設套坐莊然后提錢。

秦暉：有人就有這樣的說法，反正國有企業就那么點，搞完不就完了嗎，就算是災難、是腐敗，反正有些人遲早是要富的。我說當權者如果真能承諾搞完這一次就不再搞國有化了，也就是說國有資產不再增加了那也行，但是當權者從來沒有這樣承諾過。有人把國有資產搞光了，又從老百姓手里搞國有化，然后一手國有化一手私有化，兩手都不誤??！這樣中國國有資產從來沒有搞完的時候，而且還有越搞越多的趨勢。

在“郎旋風”之后中國開始反對所謂“新自由主義”，一時似乎風向轉“左”，于是排擠民資的“新國有化”、劃定國有壟斷行業等“大政府”政策紛紛出臺，但與此同時，新一波“股改”卻采取了本質上近乎“國有股白送人”的私有化方式，“右”的程度遠遠超過“郎旋風”之前的一切國有股減持方案。吳敬璉先生略表批評，立即招來一片罵聲。也是，前些年為了國企“圈錢解困”，長期大熊市把高位跟進的廣大散戶小股民坑得夠嗆。如果當初在國企未改革前不急于設局圈錢，就不會有這么多人被坑。當股指從2300多跌到900多，等大部分小股民割肉退場，就等著大莊家“抄底”了——這時“國有股白送”的改革才大舉出臺，一下就給抄底者奉送了3000億元的凈值財富！如此尺蠖般的一收一放，國有資產也送掉了，小股民的私產也虧掉了，只有有來頭的抄底者兩頭通吃，盡得“國有化”與“私有化”的好處。

同樣，在土地方面，今天強調加快城市化，便大舉剝奪農民地權“圈地造城”，但農民進城后卻得不到平等待遇；明天強調控制城市化和“復興農村”，便限制、取消農民遷徙權，但官府依然可以圈他們的地。今天說土地緊缺要“保護耕地” ，于是就打擊“小產權”，嚴禁農民賣地，但官府依然想“征”就“征”；明天又說土地寬松可以放手開發，于是官府掀起圈地大潮，但農民土地仍然不許入市……在這種體制下即使政策設計者出于好心，做起來也跳不出“權家通贏”的圈子。

《南風窗》：盡管通常我們講“國退民進”是中國轉型的大脈絡，在主流意識形態和政治實務中，仍是“國富論”做得多，“民富論”做得少。那么，中國企業的成長在“國民進退”與財富流轉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秦暉：我想，企業方面如果離開民主、自由的增進，那就是左也不對，右也不對。你無法說到底是左一點好，右一點好，或者大國家好，還是小國家好?，F在就是這個樣子。中國只有朝著自由、民主方向增進才有解決問題的可能，否則就像我所說的“尺蠖效應”，國進民退也好，國退民進也好，財富都不會流到普通百姓口袋里去。更糟糕在于，到一定時候上述“國有化”與“私有化”會再來一次，而不是有的人所說的“一次性完成”。

《南風窗》：但現在我們政府一年花的錢已經相當于3.7億個城鎮居民、12.3億農民一年可以花的錢。政府財政稅收約等于民間可支配收入總額的一半。

秦暉：所以說，既然不能制止搞國有化，憑什么有人把國有資產放進自己口袋里我們就不反對呢？憑什么說這種做法不會帶來更糟糕的結果呢？而且，這種行為會自我強化，會更進一步加強“國有化—私有化”的積極性，最后是國家拿得越多，老百姓被拿的越多。

眼下大家講分享改革成果，但是任何國家的這種“分享”都是爭取出來的。我不是激進主義者，也不認為中國的問題可以一步到位地解決，但是我很反對“黨內民主”或者“基層民主”的提法，其實改革路徑根本不應該這樣考慮的。這不是由下而上或者由上而下的問題，也不是由黨內到黨外或者黨外到黨內的問題。其實在中國歷來兩種方向都是一樣的，我想講的是，實際上這個過程，用我的話來說是“為自由而限權”和“為福利而問責”的雙向遞進的過程。一方面，我們不斷地指責權力越界了，盡管是在能夠指責的范圍內指責。但是只要你在不斷地施加這個壓力，只要不為其擴權提供理由，總的來講，總會使其權力受限制，即使不能一步到位，也還是會好起來。與此同時，要求政府做該做的事，盡該盡的責。在中國即使要求政府負責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也是應該的，因為你的權力是不受限制的。既然政府不承認自己的權力有邊界，那么我們也可以認為其責任也是沒有邊界的。反過來說，你要求我的問責有邊界，我也要求你的權力有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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