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時代

摩登年代的上海，豪門世家里有“土財主”，也有“洋務派”，“染料大王”周宗良屬于典型的后者。這個出生于牧師家庭的寧波人，從小就讀寧波耶穌教會創辦的斐迪中學，學得一口流利英語。

1905年，30歲的周宗良來到上海，擔任經營染料的德商謙信洋行“跑街”，5年后升任洋行買辦。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在華經商的德國人紛紛回國，當時謙信洋行已是在華最大的德國洋行，不僅在滬置有大量房產，而且棧存的染料也數量巨大。因為德國公司的財產當時被視為“敵產”，該行老板深恐大戰中受損失，就將謙信在滬的不動產的戶名全部改為周宗良，托其隱匿保管。而謙信所有染料也全部折價賣給周宗良。

戰爭導致了亞歐之間運輸斷絕，不久之后，進口染料由于貨源斷絕一下子成了緊俏商品，而周宗良手里掌握了謙信洋行全部倉儲，因而一躍成為染料業巨子。

戰爭結束后，周宗良將所有不動產及巨款悉數歸還德商，他以誠實贏得了德國人的信任，不久就成為德國法本集團(二戰時是希特勒的主要支持伙伴)在中國的總買辦。

時至1929年，周宗良的資產已十分可觀，僅外匯儲蓄就有330萬美元。到了40年代，更達400萬美元。而當時上海灘頭號人物杜月笙的外匯儲蓄也只有十幾萬美元。

1930年前后，周宗良從德商手里買下寶慶路3號，并在原建筑基礎上擴建，形成了客廳、主人樓、客人樓、傭人樓和廚樓分別獨立的形式。而這種建筑概念在七十多年后被上海佘山2.5億元的頂級別墅又拿來當作賣點。

因為從小接受教會學校的教育，周宗良的生活方式非常西化。廚房裝有煤氣，瓷磚一直貼到天花板。歐式的餐廳有柚木餐臺、酒吧臺和彩色玻璃，邊上放著碩大的皮沙發。傭人們伺候主人進餐時負有不同職責，有人可以進入，有人只能從特別的窗口將飯菜傳遞進去。

至于家居擺設，則更為西式。會客廳的家具、燈飾均從法國購入，風格仿造中世紀貴族。周宗良居住的主樓進門有衣帽間，綠色吊燈搭配黑色掛衣櫥。樓上的家具都是米色的達芬奇家具，后來“文革”中抄家時統統被搬走了。

如今寶慶路3號的那扇黑色大門在當年是二道門，邊上有兩個守衛，“都是白俄伯爵呢。”徐元章聽年長的親戚說，當時的上海人瞧不起俄羅斯人，認為他們太土。

那時的上海，充斥著歐美流行文化。上流階層消費著頂尖的奢侈品，年輕的精英階層追逐時尚風潮。

徐元章舞會上的常客、人稱“嗲妹妹”的趙曼芙，其父趙增濤師從上海近代建筑業創始人楊斯盛，并繼承其衣缽成為當年上海灘上口碑最好的建筑商。“解放前我還是個小孩子，那時我穿的衣服都是從美國運來的，完全仿造秀蘭·鄧波兒的風格。”

男人們購物在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這段路上有兩家最具特色的男士包裝店“興泰”和“裕泰”。興泰出售的商品均從國外進口，都是當時在上海流行的國際品牌，如Burberry的風衣和Jauger的羊毛衣物。裕泰的特色在于煙具，店里最貴的煙斗Bestmade，每只賣到五十美元，當時等于一兩黃金的價格，即使這樣貴，也不必發愁沒有客人。

而男士定做西裝要跑去如今的南京東路。那里有歐洲人經營的西服店，衣料都是從英國進口，一兩黃金只能訂做兩套西服。

“年紀大的模仿英國紳士，年輕人就學好萊塢明星。”徐元章舞會上的另一位常客，八十歲的朱廷嘉，其父做印刷業發家，擁有大光明所屬的亞洲影院公司旗下多家戲院的股份。“好多人模仿《魂斷藍橋》里羅伯特·泰勒，留八字胡，我也留了，還弄了個菲律賓Style的發型，后面留長，兩邊隆起，像個鴨屁股。”

而被上海年輕女性模仿頻率最高的好萊塢女星是費雯麗，女孩們學著她在《亂世佳人》里的裝束，勒緊小蠻腰，突出胸部。

徐元章出生于1945年，來不及感受彼時上海摩登氣息的他，只能根據周遭年長朋友的描述，還原那個年代里年輕人的生活面貌。

在圣約翰大學和圣瑪麗女校學習西方禮儀和文化，在棒球場和網球場上揮汗如雨，在仙樂斯和百樂門里大秀國標和踢踏舞，在美琪和大光明里欣賞與歐美同步放映的外語片。

因為外語片的興盛，大光明影院甚至在1939年推出美國廠商為其專制的“譯意風”耳機，觀眾另付一角錢可以戴上它，由專人講解劇情對白，當時有記者將這玩意比喻成“像是帶了一位到美國去鍍過金的伴侶”。

1945年抗戰勝利后，德國人在華企業統統沒收和關閉。周宗良長達35年的買辦生涯到此結束，盡管還有其他產業，但是失去了“染料大王”的頭銜，周家從此由盛轉衰。之后發生了上海市長吳國楨“請財神”的事情，發了戰爭財的上海灘各工商巨子包括周宗良等紛紛破財“為市政建設捐款”。

眼看著國民黨大勢已去，周宗良在1948年收縮資金，帶著三個年齡最小的兒子經由廣州去往香港，從此再未回到上海和寶慶路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