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弓之鳥

徐元章是在1951年隨其父親一同搬入寶慶路3號。曾經的上流階層一夕間變成了普羅大眾，甚至于在某種意識形態下會自覺矮人一等。

“那時候精神壓抑得很，沒經歷過的人不會懂。”趙曼芙和其他大富之家的子女一樣，雖然基本維持原來的生活標準，但在外卻表現得極為收斂。“那時我們在中西女校讀書，都是富家女，但是我們在學校里只敢穿白襪和黑布鞋，簡單的白襯衣配長裙。”趙曼芙只在家里，才會穿上親友從香港寄來的牛仔褲，滿屋子轉悠。

“我可不管，照樣穿著‘老人頭’皮鞋和料子褲出門，就是常在路上被人指指點點。”朱廷嘉在抗戰期間，隨家人跑去香港避難，解放后又跑回上海，“那時香港真土，我恨不得飛回來。”

根據徐元章的描述，其三舅周孝存似乎在那些年里并不收斂。周宗良離開上海后，周孝存成了周家在內地產業的負責人。他在1954年一口氣買了6輛車，耗費4萬美元游玩歐洲。

周孝存在上海大肆揮霍的同時，周宗良卻在香港病入膏肓。由于當時香港市面不景氣，年事已高的周宗良無力打理產業，只得托付于兩個助手。1957年，周宗良病逝，留下遺囑：內地財產分配比例為妻子孫家儀25%，6個兒子共占50%平均分配，7個女兒共占25%平均分配。

周宗良在國內財產多為不動產，加之周氏家族人丁眾多，致使繼承關系更為復雜，這才有了前文所述的房產糾紛的緣起：拍賣寶慶路3號，以便周氏后人用現金方式分割這座不動產。

徐母周韻琴于1957年赴港奔喪。處理完香港事務，國內卻開始變得不平靜，各種運動接連不斷，周韻琴無法回到上海，提出希望一家人能在海外團聚，但當時身為教育局里唯一一位非黨員的徐興業知道，此時申請出國比登天還難。

徐元章從此再未見過母親，但是作風洋派的母親留給他的影響確是根深蒂固的。周韻琴赴港那年，徐元章開始學畫，與母親師從同人。周韻琴臨走前的一個隨意安排，竟然成了徐元章畢生的事業，如今徐元章的水彩畫以上海各處的老洋房為摹本，加上他的想象，再現摩登年代里這些建筑中彌漫的class氣息。

在徐元章的家庭舞會里，有一位名叫周麒的八旬老人，出現頻率極高，卻從來不跳舞。周麒為人低調，寡言靜坐角落，若非邊上的老克勒透露其母結婚時的女儐相是宋美齡，還真不知道周麒竟來自于當時上海灘上真正的世家。

周麒的外祖母曾紀芬是曾國藩的女兒，外祖父聶緝規曾出任上海道臺，并一度成為上海紡織界的泰斗。后周麒三舅聶云臺經營的恒豐紗廠一度成為上海民族紡織業的中流砥柱。

解放后，聶家在經歷了三反五反、公私合營、大躍進等運動后，逐漸從一個顯赫的官宦、工商家族，變成一個被改造的、不很光彩的、時時需要以警惕的目光關注著周圍巨變的家族。

最讓周麒為難的，是聶家根深蒂固的“洋務”傳統，遇上了50年代那種視西方的一切均為洪水猛獸的社會格調，該如何在矛盾中自處？周麒的表哥們早早地丟棄了家中老照片、舊賬本、信札、紀念物，或是把家當送人，上繳大屋。

而周麒卻依舊堅持著他在摩登年代里形成的喜好——打橋牌。也因此，改革開放后，周麒所著的關于橋牌規則的文章在國際橋聯作家協會征文比賽中拔得頭籌，《紐約時報》全文刊載了他的文章，并且評論說：“1991年美國橋牌最大的進口，就是周麒到了美國！”

“我不喜歡跳舞，不過我喜歡來寶慶路3號，這里的人有共同語言。”周麒看著比他年輕的老克勒陶醉地舞著，忍不住用純正的美聲唱法哼出了舞曲的歌詞。

在最壓抑的年代，這些老克勒仍然留意自己的打扮，保持整潔油亮的發型；他們的聚會成了聚餐，并實行AA制；他們關上門，拉上厚厚的垂地窗簾，偷偷地將音樂聲放至最小，拉著朋友的手，悄悄地跳起舞，怕鄰居告發，他們還千方百計地拉他們“下水”。

老克勒更像是殖民地上海的中產階級幽靈。這是殖民化城市所能塑造的最奇特的形象。在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的漫長歲月中，來自外界的嚴錮，又使得他們的童年記憶的力量變得更加頑固和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