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離去的老克勒

70年代末，上海浦江飯店舞廳重新開放的那一晚，朱廷嘉們為之歡呼雀躍了好長一段時間。“5元一場，我們快跳瘋了。”百樂門重新開業的時候，就數他們最興奮，抱頭大哭，指著舞廳的某個角落，說：和當年一樣的呀，我多少多少年前在這里滑過一跤。

趙曼芙又找回了相熟的裁縫師傅。那人是“綠屋夫人時裝沙龍”出身的，后來在上海時裝公司工場間做大路貨，趙曼芙叫他周裁縫。需要時扔一張明信片給他：明天晚上來我家白相。他就心領神會了。趙說，女人和她們的相熟的理發師、裁縫師的關系，堅貞不移，是一種一輩子的追隨。

1980年，和平飯店恢復成立老年爵士樂隊。久違的吉米·金和他的伙伴登臺演出的那一天，老克勒們蜂擁而至。音樂響起，老上海的豐韻在這里鋪展開來。朱廷嘉坐在底下，淚流滿面。他的一個舅舅，另一個老克勒，便是樂隊成員之一。

1984年10月24日，蔣叔回到了老洋房。他的父親從香港寄來了房屋委托書。徐元章也如愿以償地搬回了寶慶路3號。

1989年，臺灣人盛揚忠，第一次到上海。這位57歲的設計師是百樂門迷，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尋找百樂門舞廳。一開始還誤以為南京西路百樂門大酒店是在原百樂門遺址重建，十分惋惜。后來總算看到外觀完好的老百樂門，還有些失望：似乎沒長輩描述的那么富麗堂皇。

臺灣人對舊上海的懷舊情緒直接影響到1990年代的上海。從那時起，上海掀起了第一股文化浪潮——懷舊思潮的復興。

當新上海越來越有能力去復制好幾十年前的老上海時，老克勒逐漸顯山露水，并從文化上得到了確認，“老克勒”這個稱呼也正是在那時被創造了出來。

這份肆無忌憚漫延著的懷舊氛圍，催生了老克勒回憶中一個又一個的場景——昏黃的燈光，濃重的陰影，黑暗中閃爍的眼神，老式的座鐘，飄逸的旗袍，也將老克勒固有的形象特征放大開來——熨得筆挺的條紋西服和腿管很細的褲子、領子潔白的襯衫、纖毫不染的锃亮的尖頭皮鞋，一把永不離手的陽傘(它的柄部擁有一個彎頭，可以替代西式手杖的功能)，說一點洋涇浜的英語(考究的老克勒還講究發音是典雅的牛津腔還是下三濫的美國水手腔，并為此分出不同等級的圈子)，姿態優雅，舉止講究。他們戒不了吃西餐、喝紅茶、打英文信件的習慣，他們仍然聽二三十代的爵士音樂，戴他們從年輕時就喜愛的勞力式、歐米茄，跳那個年代的國標。這些習慣根深蒂固，以至于他們將此等同于高貴、上流。他們不能忍受時下流行的音樂、舞蹈以及其他，甚至同樣是國標，他們也嚴格區分開來。

“以前跳舞和現在完全是兩樣的。”朱廷嘉說。在他眼中，交際舞看上去更像是一場紳士之間的比拼，而舞場就應該像徐元章周末舉辦的homeparty一樣，彌漫著一股儒雅迷人的氣息。

與外界、當下的這種格格不入，讓老克勒更像一個孤島，杵在大上海。他們在華山路上的紅寶石、國泰電影院、德大西餐社、華僑大廈流連忘返，這些都是今日新生代們忽視的角落。

在文化批評家朱大可看來，老克勒更像是殖民地上海的中產階級幽靈。這是殖民化城市所能塑造的最奇特的形象。在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的漫長歲月中，來自外界的嚴錮，又使得他們的童年記憶的力量變得更加頑固和強大。他們對打扮的一絲不茍的精神，以及對生活情趣的執著追求，是一種非常古怪的信念，它既非國家信仰，也不是宗教情操，甚至不是對金錢的渴望。它只是一種對西方(主要是英國近代紳士的)品位、格調、情趣和體面生活方式的極度膜拜而已。他們是自己的生活教義的信徒，被幽禁在日常美學的牢籠里，并且為之奉獻出了全部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