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6年，我剛到《中國青年報》時，張建偉寫了《第五代》，是描述中國近代以降的第五代留學生的。

那時，他是《中國青年報》天津記者站站長。他可能沒有想到的是，這一波最新的出國潮，也把他“領導”的唯一一位部下——天津記者站記者武力，以及他的許多其他同事給裹挾出去了。

武力后來去了澳大利亞，并且寫了一本自述在澳留學打工經歷的書《娶個外國女人做太太》，在中國國內賣得挺火。

其實，記者是最不該移民的。記者是靠自己的母語吃飯的，移到一個外語環(huán)境中，靠什么生活啊？但當出國大潮涌來時，以追蹤報道時代潮流為己任的記者們也難免心動。

八十年代下半葉，已經在中國社會中蔚成波瀾的出國潮，在我們報社還是涓涓細流，大多數(shù)人似乎還在為著某個理想，興致勃勃地采訪著、編輯著、寫作著、大場子小圈子里自鳴得意著；但到了九十年代初，報社彌漫著一片灰色的情緒，憋著勁兒想當“京城名記”的人大概不多了，涓涓細流逐漸匯成一條大河?！皒x拿到了赴美獎學金”，“小x的加拿大自費留學簽證辦下來了”，“老x下周就要去羅馬尼亞了”……這些不時傳來的消息，撩動著那些蠢蠢欲動者的心，不少人私下憋著勁兒，暗地里探尋著出國渠道，曾經在八十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中扮演過重要角色的《中國青年報》報社，九十年代初卻似乎變成了一個出國籌辦中心。

我也是被當時那股明漲暗涌的出國潮，裹挾到了加拿大。

二

“歷史上中國的閉關鎖國政策都難以奏效，光靠一個政策，是鎖不住的。中國鎖國最厲害的時期是毛澤東時代，毛澤東真的把中國鎖起來了，連蘇聯(lián)都做不到的事，毛澤東卻做到了。但鎖了這么多年，一旦開放，就一瀉千里，止都止不住。”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華裔學者余英時最近接受我的采訪時這樣說。

上一期專欄，我寫了歷史上的中國海外移民，這一期專欄我想談談當代的中國海外移民。

20世紀70年代末，也就是文革結束兩、三年后，中國先是恢復了向海外派遣公費留學生，隨后又放松了自費留學、出國定居等因私護照發(fā)放的審批制度。而在中國打開國門之前，一直嚴格限制移民的西方發(fā)達國家也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有選擇地接受和鼓勵移民（主要包括家庭團聚移民、技術移民和留學移民）。里應外合，因緣際會，“第五波”出國潮便驟然興起于曾經與世隔絕了近30年的神州大地。

根據(jù)中國官方的統(tǒng)計數(shù)字，從1978年到2005年底，中國公派和自費留學生總數(shù)高達93萬人，是全球留學生大軍中陣容最龐大的一支隊伍。當然，這支隊伍還不包括非學生簽證的合法移民和什么簽證都沒有的非法移民，這些以出國定居為目的的移民，人數(shù)可能比留學生高得多，但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這方面的精確統(tǒng)計數(shù)字無從查考。

俗話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當代人類的跨國遷徙現(xiàn)象，不管是留學移民，還是合法移居或非法偷渡，主要的流向都是從較為貧窮的國家流往較為富裕的國家，“尋求更好的生活”這一經濟動機，顯然是驅動跨國遷徙現(xiàn)象的主要動力。

一位中國學者甚至把中國人工作遷徙的經濟動機進行了“量化”：在現(xiàn)在的中國，收入比差在1：1.5以上，就可以促使勞動力跨企業(yè)流動，1：2以上，就可以促使勞動力跨地區(qū)流動，1：10以上，就可以促使勞動力跨國境流動。根據(jù)他的說法，這一“公式”同樣適用于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

三

剛剛抵達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倫多時，我在唐人街買了一份中文報紙，在分類廣告欄中找到一個房屋出租的廣告，撥打了電話。

廣告中的那棟房屋，便是我此后租住了多年的房屋。此屋房東與房客均為華人：房東是七十多歲的印尼華裔移民，其他五位租客分別來自北京、上海、廣東、香港和新加坡。

那位北京人與我是同行，曾在北京一家行業(yè)報紙擔任過記者。因為我們來自同城、曾操同業(yè)，所以很快成了好朋友。他的移民經歷比我復雜得多：他先東渡日本，后轉戰(zhàn)拉美，什么苦都吃過，什么驚險都遭遇過。我還記得，他有一次若無其事地對我講起他的一段南美故事：因生活無著，他們這一批偷渡南美的中國人曾鋌而走險，為販毒集團跨境運送毒品，其中一個剛剛成年不久的中國男孩在把毒品藏匿在身上時，嚇得雙手直打哆嗦……

那位上海人則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讀書人，畢業(yè)于上海一所名牌工科大學，在多倫多大學攻讀碩士學位，他很少在家，大部分時間都用在實驗室中。

那位廣東人來自僑鄉(xiāng)臺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據(jù)他說，他們村里有偷渡海外的“光榮革命傳統(tǒng)”，他為了投奔加拿大的親戚（臺山乃加拿大第一代移民祖居地——廣東四邑之一），而輾轉多國，先香港，繼泰國，后歐洲，最后落地北美，前后偷渡過程竟達一年有余，其間的艱難困苦，我聽起來驚心動魄，他說起來卻像在說別人的事……

四

移民本人通常都會或多或少地從跨國遷徙行為中獲益，這一點似乎已有共識；而人口日趨老化、勞動力明顯匱乏的發(fā)達國家，也能夠受益于有選擇地接受移民、有控制地開放國門的政策，這一點亦未引起太大的爭議，但移民現(xiàn)象對移民輸出國的經濟影響究竟是利大還是弊大，各方的看法卻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持“利大于弊”看法的人認為，對窮國政府來說，與其把所有人都鎖在自己國家中受窮，還不如放行那些有意愿、也有能力出國打工的人。他們說，出國打工者寄給家人的匯款支撐了母國的往來帳戶，有利于祖國的經濟發(fā)展。

根據(jù)世界銀行2007年公布的一份關于移民匯款問題的最新報告，在有些移民輸出國，移民匯款的數(shù)額比外國投資還要大，例如，移民匯款在摩爾多瓦國民生產總值（GDP）中所占的比例就超過了四分之一。

英國經濟學家菲利普·勒格雷因（PhilippeLegrain）在他的新書《移民：你的國家需要他們》中這樣寫道：“提供給窮國政府的援助常常被浪費或被侵吞，但移民寄回家的錢卻直接進了窮人的腰包?！?/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