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性解放”的口號由胡適等五四先賢們提出來，但還沒有來得及實行，就由于內憂外患等原因而被放置一旁。這是我們這個國家尚未完成的歷史使命，這個補課的任務不完成，我們的文明就是先天不足的

最近，有論者提出，當代中國需要重建家庭價值，對此我相當贊成。但是，論者認為現當代中國家庭價值的失落是胡適等五四新文化運動先賢倡導個性解放所致，并且寄望于儒學的復興為家庭價值提供倫理規范，我則以為大謬不然。

論者認為，近代中國啟蒙知識分子把中國落后愚昧的根源歸之于家庭，主張要打爛家庭，我認為這是對歷史的曲解，是文化保守主義的偏見。事實上，當時新派人物批判的，是一種陳腐過時的制度和意識形態，而不是家庭本身。吳虞的觀點即為一例。這位五四文化健將中發言最激進、最遭人詬病者的典范文章，是“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他批判的是傳統的忠順哲學，孝父與忠君同為一理。

五四先賢攻擊的并不是一般的家庭和婚姻制度，而是舊制度中非常不人道、反人性和反文明的因素，比如“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又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再如三妻四妾、貞操、節烈等等。否定五四啟蒙的人應該自問：這些陳規陋習是革除的好，還是保存和發揚光大的好？

近年來，文化保守主義頗有甚囂塵上之勢，有人不問青紅皂白，對任何變革傳統制度、思想、習俗的努力都大加撻伐。事實上，并非任何一種變革都是激進的破壞，有的是揠苗助長，有的是勢所必然、不得不為。比如，我們可以看看五四時期蔡元培等新派人物發表的“社會改良宣言”，他們提倡的36條主張中前10條都與婚姻家庭有關:一、不狎妓;二、不置婢妾；三、成年以后，有財產獨立權；四、個人自立，不依賴親朋；五、男女平等；六、廢止早婚及病時結婚之習；七、自主結婚；八、離婚自由；九、再嫁之自由；十、不得歧視私生子。請問，這些主張，難道有什么錯嗎，難道不應該嗎？

“娜拉出走”，本來是五四時期胡適破除舊觀念、舊道德，提倡新觀念、新道德的形象，現在卻被某些保守主義者當成批評啟蒙的口實。問題在于，娜拉離棄的，是正常的、溫暖的、人性的家，還是虛偽、自私、不敢擔當責任的丈夫？我們應該說，破壞家庭的是不尊重妻子尊嚴和人格的丈夫海爾茂，而不是捍衛自己尊嚴和人格的娜拉。

對某些保守主義者來說，個性解放不是正面價值，而是負面價值，他們以家庭價值為理由反對個性解放，就像有些人(特別是專制主義者)以整體、國家、民族的名義反對個性解放一樣。如果我們認真重溫一下胡適的主張就可以發現，他提倡的易卜生主義和個性解放，恰恰和社會的價值一致，恰恰是為著社會利益的。他在《易卜生主義》一文中說:社會是個人組成的，多救出一個便是多備下一個再造新社會的分子。所以孟軻說“窮則獨善其身”，這便是易卜生所說“救出自己”的意思。這種“為我主義”，其實是最有價值的利人主義。所以易卜生說，“你要想有益于社會，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

“個性解放”的口號由胡適等五四先賢們提出來，但還沒有來得及實行，就由于內憂外患等原因而被放置一旁，甚至被否棄。這是我們這個國家尚未完成的歷史使命，是我們這個民族精神發育史上不可逾越的階段。這個補課的任務不完成，我們的文明就是先天不足的，我們的思想就是畸形的。最近關于中國需要一場文藝復興的討論，說明有識之士認識到了這個問題的迫切性。

美國著名漢學家傅高義(EzraF.Vogel)曾經深刻地指出，自從1949年以來，中國的人際關系標準和行為特征是從血親家族式的人情轉變為階級的、革命的同志式，這當然是對傳統的決裂；但經過文化大革命，中國的人際關系模式又向傳統方式回歸，因為文革中左派在“塑造社會主義新人”方面做過了頭，使得革命的價值和典范失去了信譽。現在，人情、關系、走后門、請客送禮等等取代了以前的一視同仁的同志與工作關系。這個觀察是準確的，經濟學家對民營企業管理模式的家族化的批評證明了這一點。

在我看來，今日中國家庭價值最堪憂慮的問題，是大量農民進城務工導致的家庭離散，這是一個經濟和社會問題。寄望于以儒學復興為家庭價值提供動力，是不得要領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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