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發樹83億元捐款從何而來(4)

透明化與未來空間

但這樣的苛刻不是沒有來由的。唯一解決之道，就是加強基金會的透明化。

對“新華都”這樣規模的基金會，現有的硬性監管措施只有一項，基金會需向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提交年度審計報告和財務報表，并在指定報刊上刊發。“日常信息公開只能重在自律。”楊團說。

但現狀是，一些注冊在地方的基金會，從來不公開其財報，年檢也并不嚴格。徐永光在《2008非公募基金發展報告》中寫道。

組織了2004年《基金會管理條例》在內公益慈善領域法規制定的北大法學院院外導師朱衛國認為，“在硬件技術層面上的監管并不困難”。困難在于，誰來分析處理全國共計900余家基金會的短周期賬目，且自身具備執行監督的公信力——這一直是民政部門的工作，但變革已迫在眉睫。

清華大學NGO研究中心副主任鄧國勝則建議，可借鑒國外對非公募基金會的管理模式，由專業的第三方評估機構全方位跟蹤其資金使用，詳細披露其接受捐贈情況及公益支出數額，“他們披露信息很細致，甚至對各個基金會成本核算情況，哪家用了最少的錢辦了最好的事情，也有排名披露”。

目前，國際通行的做法，是由行業共同認可的“評級監督機構”進行監督。業內專家認為，由這類機構推動慈善組織的公開透明，是實現高水平的必需。但他們同時會說，權力的退出目前“殊難實現”。

在楊鵬看來，大量巨象的出現，是生存經濟過渡到發展經濟階段的必然，“在這個階段，一部分企業家開始追求更多的價值，以及被人尊重。”

他同時認為，在歷史角度看，非公募基金會的增加也是對社會結構的一種自我完善。這種完善也意味著政府放權的改革從經濟領域延伸到社會領域。

但相關制度體系似乎還沒有給予這些巨象足夠的生存空間。

據《2008年非公募基金會發展報告》發起方，中國非公募基金會發展論壇的輪值主席徐永光認為，“當初確立相關制度時似乎更希望基金會保持中等規模，并不適宜大型基金會發展”。

徐指出，現行的體系有三大制約：大型基金會審批時間過長、《基金會管理條例》中對支出比例的限定和稅收減免政策不足、免稅政策。

其中，免稅政策是當下企業家最關心的內容之一。根據現行稅法，企業或個人的捐贈均可享受稅收抵扣減免，但基金會的投資收益，卻要上繳企業所得稅。“美國的對應政策僅為征收1%的消費稅，而且免遺產稅。這個政策有很大鼓勵作用。”徐永光介紹說。

此外，目前企業投入到非公募基金的注冊本金，也不能享受企業所得稅的抵扣。

更為重要的是，若非公募基金會的準入制度有所松動，則能夠推動更多“巨象”入場。

根據相關專家透露，這部分準入只是“略開一個小口”——在列入本屆全國人大立法計劃的《慈善事業法》草案中，特別提及了“慈善組織準入制度”。

這一制度的具體施行以何細則支撐仍未可知，上述專家認為，它有可能簡化現在的審批流程和評級認定，“但并未明確打破現行的‘注冊登記’與‘業務主管’分置的雙重管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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