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壓倒顧雛軍的最后一根稻草(2)

2012年09月15日 11:42
來源：中國企業家

字號:T|T

0人參與0條評論打印轉發

受爭議的“佛山模式”

文/周一

地方財政艱難，青睞外來買家

佛山在珠江三角洲腹地。2002年底，廣東省調整佛山市行政區劃，順德市、南海市、三水市、高明市四個縣級市撤銷，分別設立為佛山市順德區、南海區、三水區、高明區。而同期佛山在經濟層面的調整任務，可能比大筆一揮式的行政區劃調整要復雜、細致得多。經過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高速發展，包括順德在內的佛山地區產業、企業都面臨轉型當口。各區的企業改制、招商引資、產業結構調整，莫不考驗著地方官員的智慧。

一份研究廣東經濟發展之路的文本指出，如果說東莞是靠外向型經濟、外資起飛的標本，那么佛山就是負債起飛的典型。負債經營的發展方式無可厚非，但是“負債”方式與佛山以集體經濟為主體的產權制度和經濟管理體制相結合，就有可能產生一種依賴銀行、依賴政府的經營嗜血癥。在政府主導下，一些最有代表性的、最奪目的佛山企業都是“市(縣)、鎮兩級政府向銀行擔保，以負債經營方式”發展起來的。有人用“用錢銀行貸，還貸下一屆，經理用錢，廠長負盈，政府負債”來概括當時佛山企業、尤其是順德企業的狀況。由此，順德等地在90年代中期曾掀起了范圍廣闊而影響深遠的改制運動。而像健力寶、科龍這樣的知名大企業，其改制任務則被延至2000年以后，直到企業增長出現顯著頹勢、負債重重、幾成地方財政的拖累，改制命題在種種壓力下才突然變得迫切起來。

接下來的故事由于媒體大量的報道已是廣為人知了。在推動改制的過程中，無論是三水順德容桂鎮、還是佛山市，地方政府和管理層(創始人)之間都產生了激烈的博弈乃至對抗。健力寶的李經緯、科龍早年的潘寧、王國端、后來的徐鐵峰、佛山照明的鐘信才，和地方政府的談判均以破裂告終。鐘信才在改制的風口浪尖時曾對媒體坦言：“佛山照明雖然是我一手帶大的，但是股權在政府，我們想MBO，但總不可能拉著政府的手強迫簽字賣給我們吧？”與冷落創始人訴求、甚至不惜驅逐企業家相對應的是，地方政府(大股東)對外來的陌生的投資者很感興趣。

據了解科龍改制的知情人士表示，當時容桂鎮賣科龍的一個指導原則就是要賣給外地人，因為“科龍很多供應商和原高層有裙帶關系”。

更重要的是，這些外來投資者(拯救者？)看似來路不小，出手闊綽，張海花3.8億收了健力寶75%股權，顧雛軍也是拍出3個多億收科龍20%多股權，而歐司朗佑昌等境外投資者則一舉掏出6.78個億將佛山照明24%的國有股盡皆買下。

佛山市原國資辦主任張彩羽在接受《中國企業家》采訪時說，佛山、順德這些地區的國企，能賣的早年都賣光了，整個大佛山地區的財政狀況都不是很好。她說，主持出售健力寶的三水市市長李貽偉剛調到三水時，2001年某些月份公務員工資都欠發，日子非常難過。

可以想見，在地方財政艱難的情況下，地方政府自然對突然出現的、出手大方的買家青睞有加。出售心情急迫加上了解甚淺，地方政府在選擇這些大企業新股東之時，難免有失于輕率的情況發生。

長期以來一直關注科龍發展的周其仁教授，曾說：“如果還是潘寧掌控科龍，或者在創始人時期就徹底完成改制，我認為格林科爾入主科龍就沒有那樣容易。”他接著問，為什么當年科龍不以潘寧的創業團隊為基礎完成改制？他認為從某本寫順德產權改革歷史的書中找到了一個答案：時任的鎮黨委書記陳偉并不贊成順德市“靚女先嫁”的那一套，他主張 “留大、去小、轉中間”。科龍既大又靚，當然不能嫁。陳偉認為，“科龍可以賣四五十億元，還掉六七億的貸款，還剩下不少。我這當書記的三五年可以不干活，日子好過得很。但是以后怎么辦？”不過陳偉沒有想到，僅過幾年，科龍控股權只以三個多億出讓，賣得草率而不無狼狽。(鎮政府并沒有從科龍的轉讓中拿到一分現金，見上文報道)

企業經營不善，政府重顯強勢

從2004年年中張海從健力寶辭職開始，健力寶的故事就漸漸變成了一場鬧劇。匯天中恒接盤健力寶，卻被三水政府趕走；健力寶廠區，坐在輪椅上的李經緯出場了，據說政府有意請回李經緯；最后，三水區領導親自掛帥介入健力寶重組事宜中；經過為期近半年的激烈爭斗，三水區政府退場，李致達艱難進入。但從此已然與三水區政府結怨的李致達還能帶健力寶走多遠？

中國政法大學李曙光教授對《中國企業家》表示，不論在什么情況下，政府直接介入都是不合法的，這種介入不僅破壞了第一次交易的合法性，而且使政府主導下的第二次交易不合法，政府的功能是創造法治環境。他問，“政府到底應用什么手段來保證地方經濟的發展和地方就業的實現？”

與同屬佛山的三水區政府強行介入健力寶不同，順德區政府在介入的方式上則顯得成熟許多，三水區政府趕走了所有健力寶原來的負責人，而順德區政府則扶持科龍電器總裁劉從夢全面接管科龍大局，在誰來接盤科龍的問題上，政府顯示了對顧雛軍和科龍意志的尊重。也正因此，目前為止，科龍的重組工作推進得相對順利、有序，不似健力寶案例中的混亂、烏煙瘴氣。

但是，和君創業執行董事長李肅等人仍對順德政府以“抓人”方式來中止顧雛軍掌控科龍的手段頗有微辭。他說，黃宏生涉嫌犯法后能取保候審，繼續處理企業事務，像顧雛軍這樣再沒有對社會構成危害的涉嫌犯罪為什么不能取保，讓他自己來處理他的產權？

而曾經參與過大量問題企業重組的田文昌律師的觀點相對保守一些，他認為，企業固然應該由大股東主導，但在企業的特殊時期，政府為了降低社會負面影響可以參與重組，這在轉型期中國，是被普遍采用且證明有效的方式，關鍵是政府要認清自己擔負的是協調、潤滑的角色。

那么，佛山地區政府到底是如何看待自己在新產權結構下的角色扮演？李肅表示，順德一帶地方政府支配產業和資產的意識素來很強，當地很多企業與產業都是在政府主導下發展起來的。早年，很多地方政府官員也兼任企業董事長，兩者之間的界限相當模糊。

但是，在90年代中期掀起的順德產權改革浪潮中，順德政府積極裁減公務人員、削減政府職能部門的努力，被一些學者認為是促進順德企業改制成功的一大保障。這些學者認為，政府在改制過程中是否進行深入、徹底的機構改革、是否有意識地限制自己的權力，是改制能否成功的關鍵。

不過事實證明，像順德這樣昔日強勢、一手主導企業發展的政府，要真正適應新產權結構下的新角色扮演，是并不容易的轉型。一位廣東媒體人曾寫出了順德政府在新形勢下的某種尷尬：“順德政府希望從‘管理型’轉變為‘服務型’，但新的角色扮演并不成功。面對GDP的壓力，稅收的壓力，地區競爭的壓力，順德的官員們不得不關心企業這個經濟增長源泉；但“轉制”的經驗又使自己再無理由介入企業經營中……”這位媒體人提出，“順德模式”需要否定之否定，也就是說，在中國整個大環境還沒有真正步入市場化軌道的時候，順德政府的“有形之手”還有強大的資源整合能力，不能過早地縮回來，政府如果太瀟灑，讓民營企業自生自滅，是不夠明智的。“至少在最近的10年、20年中，順德政府不能徹底退出，不能搞無為而治，更不能放任自流，重要的是參與方式以及適當的距離。”

當然，這只是他的一家之言。但是這種觀點的存在說明在順德、在佛山，關于地方政府在經濟活動中應如何扮演正確角色，是有分歧、搖擺和爭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