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多數(shù)成功商人一樣,王功權有著光鮮的頭銜、豐厚的收入,以及一間知名公司。從吉林省公主嶺市一個偏僻的山村到北京市最豪華的CBD中心,王功權50年的人生像一輛過山車,忽上忽下,驚起尖叫、呵斥或者掌聲。
王功權1961年出生于公主嶺市響水鎮(zhèn)灣龍村。17歲時,一幕場景觸動他“求變”的念頭。烈日下,他在地頭勞作,對著一望無際的黑土地,忽然感到“人生看不到未來”。
在這個不足千人的小村落里,王父是當?shù)氐男W校長,王家兄妹六人,王功權排行第四。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文化大革命”荒廢多年的高考制度剛剛恢復,一切看起來都是“百廢待興”。對很多農(nóng)村青年來說,當兵、提干、考大學是三大出路。王功權1980年考上了大學。
1984年,他從吉林工業(yè)大學管理工程專業(yè)畢業(yè)。經(jīng)歷省委組織部、院系黨支部的層層考核,作為吉林省22名破格錄取的大學生之一,王功權獲得一份不錯的工作——中共吉林省委宣傳部企業(yè)宣傳處干事。
當時,王功權并沒有想到,這份外表光鮮的工作,在后來的他看起來,卻“單調(diào)而不具備創(chuàng)造性”,主要任務是寫報告、宣傳典型事跡以及準備領導講話稿。
26歲上,王功權熟讀《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以及《走向未來》、《走向世界》叢書。他寫下心得:“中國的傳統(tǒng)政治文化存在問題,君王、臣民的二元對立性,權力問鼎、更迭中的暴力手段,都是值得商榷的。”
他將一些思考融入一篇名為《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的論文,作為吉林省委宣傳部青年干部理論學習班的結業(yè)作業(yè)。在論文中,青年王功權提出兩點看法:一是在中國的勞動階層中將形成富民階層;二是國家管理階層中將出現(xiàn)官僚腐敗階層。
這樣的看法,在當時的社會看來,是“不可思議的”。領導呵斥:“收起來!不要亂寫!”
盡管如此,王功權在業(yè)余時間總是去拜訪一些書的作者,和他們討論新的觀點。和上個世紀80年代所有穿著藍運動衫的年輕人一樣,王功權對正在進行的改革開放和未來的社會發(fā)展,充滿著“氣球一樣的決心”。
一本厚實的《資本論》被翻破了。這個戴著厚眼鏡片的年輕人熬夜寫就《論分配與馬克思先生商榷》。在這篇自娛自樂的小文里,王功權提出《資本論》存在問題:如果把“資”理解為“勞”的高度凝結物,“勞”是不是應該包括“資”,作為一種延展的方式?按勞分配、計件勞動真的具備可實施性嗎?如果國家領導人和普通公務員同樣工作八個小時,他們的薪水就會一樣嗎?
熟悉王功權的人說,他的思考總是和時代聯(lián)系在一起,大多是時代進程里的一些“常識性”思考,但他痛苦的根源就是,即便是一些“常識”也是這樣難以實現(xiàn)。
1988年,王功權成為吉林省省委、省政府歷史上第一個辭職的公務員。他辭去宣傳部干事工作,領導表示“非常震驚”,安分了一輩子的王父則罵他為“逆子”。為了下定決心,王功權寫了一式五份辭職信,分送給機關黨委、宣傳處、處長、黨委書記和部長。
那時,最時髦的詞語是“下海”,新聞里講述最多的是“停薪留職”或者“下海”辦公司。隨著人潮,王功權坐了30多個小時的火車硬座,跑到剛建制的海南省尋找出路。
1988年對整個中國來說,是一個充滿希望和矛盾的年份。所有海南島上的人們都在關心、討論“中國應該怎么改”。第一輪征地工作蓬勃開展起來。
起初,王功權擔任海南省開發(fā)建設總公司老城出口加工區(qū)開發(fā)公司辦公室主任,負責征地工作。一群村民為獲得高額補償,在一個被征的山坡上建起假墳。沒有沖突、更沒有強拆,王功權在一個深夜獨自找到村里威望最高的老頭。他的誠懇態(tài)度和對未來的描述,讓老頭子看到了希望。他打著手電筒,帶著王功權爬到山坡,指明哪個墳是假的,哪個墳是真的。
在那一年,王功權的人生就像芝麻開門,打開后“別有洞天”。他以總經(jīng)理的身份,開始籌備海南省海口市秀港工業(yè)開發(fā)公司。而作為后來的“萬通六君子”成員馮侖、潘石屹等人,也是王功權在海南島結識的。
轉折在1989年出現(xiàn),王功權因牽涉三年前的舊事,被關押審查將近一年。此后幾年,他一度處于低迷狀態(tài),全部身家只剩下600多塊錢,直到1991年參與創(chuàng)辦海南農(nóng)高投聯(lián)合開發(fā)總公司(萬通實業(yè)集團前身)。
忙碌的生活一度讓漸漸步入中年的王功權喪失思考的自由,王功權決定找回自己。1995年,王功權赴美創(chuàng)辦美國萬通公司,并擔任董事長。在將近三年時間里,他擁有更多的時間去閱讀和思考。他看美國的歷史以及制度形成,美國人歷史上對于國家收稅權力的抵制、對公權力侵害的防范,都讓王功權感慨不已。在他看來,在一個和諧的公民社會,個人有權表達合理訴求,國家權力不能對人的自由進行干涉,要使用分權思路限制國家權力。
在經(jīng)歷一系列風波之后,中國知識分子對于時局的關注,開始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應該怎么改”,而變?yōu)?0年代“知道怎么改,但如何投身其中”的思考中去。王功權在筆記里自問:未來的中國社會需要什么?
王功權自認,1995年前,他尚是一名傳統(tǒng)的熱血青年,桎梏于傳統(tǒng)的思維模式之中,而其后,特別是2005年之后,由于經(jīng)歷的逐步豐富,對于中國政治文化、社會運行模式、以及公民理念開始形成系統(tǒng)性的思考,并試圖努力影響別人。
彼時,王功權已經(jīng)從萬通實業(yè)集團功成身退,并離開從1999年起為之奮斗六年的IDG高技術創(chuàng)業(yè)投資基金。2005年,他創(chuàng)辦鼎暉創(chuàng)業(yè)投資基金,并將更多的經(jīng)歷投向公共知識分子活動領域。
2006年4月的一天,他在辦公室附近的一個小制作店里,定制了100枚“公民證章”。圓形,綠底黃字,和一元錢硬幣一樣直徑大小,上面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圖形,一本標有“憲法”二字的打開的書樣,和“中國公民”四個字。
小店的女孩問,“是不是出國旅行團用的標簽啊?”“是標明中國人身份用的。”王功權說。
在結識“公盟”的成員后,王功權以普通公民身份,更積極地參與公民行動。商人身份像一層薄膜,隨時可從他的身上褪去。“對我來說,只要滿足基本的正常需求,其他消費已經(jīng)毫無意義,對一個商人來說,更多的只能是參與創(chuàng)造、分配過程,從個人角度來看,毫無增益。”王功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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