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公民王功權(2)

2011年05月17日 14:11
來源：財新 作者：周凱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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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多數(shù)成功商人一樣，王功權有著光鮮的頭銜、豐厚的收入，以及一間知名公司。從吉林省公主嶺市一個偏僻的山村到北京市最豪華的CBD中心，王功權50年的人生像一輛過山車，忽上忽下，驚起尖叫、呵斥或者掌聲。

王功權1961年出生于公主嶺市響水鎮(zhèn)灣龍村。17歲時，一幕場景觸動他“求變”的念頭。烈日下，他在地頭勞作，對著一望無際的黑土地，忽然感到“人生看不到未來”。

在這個不足千人的小村落里，王父是當?shù)氐男W校長，王家兄妹六人，王功權排行第四。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文化大革命”荒廢多年的高考制度剛剛恢復，一切看起來都是“百廢待興”。對很多農(nóng)村青年來說，當兵、提干、考大學是三大出路。王功權1980年考上了大學。

1984年，他從吉林工業(yè)大學管理工程專業(yè)畢業(yè)。經(jīng)歷省委組織部、院系黨支部的層層考核，作為吉林省22名破格錄取的大學生之一，王功權獲得一份不錯的工作——中共吉林省委宣傳部企業(yè)宣傳處干事。

當時，王功權并沒有想到，這份外表光鮮的工作，在后來的他看起來，卻“單調(diào)而不具備創(chuàng)造性”，主要任務是寫報告、宣傳典型事跡以及準備領導講話稿。

26歲上，王功權熟讀《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以及《走向未來》、《走向世界》叢書。他寫下心得：“中國的傳統(tǒng)政治文化存在問題，君王、臣民的二元對立性，權力問鼎、更迭中的暴力手段，都是值得商榷的。”

他將一些思考融入一篇名為《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的論文，作為吉林省委宣傳部青年干部理論學習班的結業(yè)作業(yè)。在論文中，青年王功權提出兩點看法：一是在中國的勞動階層中將形成富民階層；二是國家管理階層中將出現(xiàn)官僚腐敗階層。

這樣的看法，在當時的社會看來，是“不可思議的”。領導呵斥：“收起來！不要亂寫！”

盡管如此，王功權在業(yè)余時間總是去拜訪一些書的作者，和他們討論新的觀點。和上個世紀80年代所有穿著藍運動衫的年輕人一樣，王功權對正在進行的改革開放和未來的社會發(fā)展，充滿著“氣球一樣的決心”。

一本厚實的《資本論》被翻破了。這個戴著厚眼鏡片的年輕人熬夜寫就《論分配與馬克思先生商榷》。在這篇自娛自樂的小文里，王功權提出《資本論》存在問題：如果把“資”理解為“勞”的高度凝結物，“勞”是不是應該包括“資”，作為一種延展的方式？按勞分配、計件勞動真的具備可實施性嗎？如果國家領導人和普通公務員同樣工作八個小時，他們的薪水就會一樣嗎？

熟悉王功權的人說，他的思考總是和時代聯(lián)系在一起，大多是時代進程里的一些“常識性”思考，但他痛苦的根源就是，即便是一些“常識”也是這樣難以實現(xiàn)。

1988年，王功權成為吉林省省委、省政府歷史上第一個辭職的公務員。他辭去宣傳部干事工作，領導表示“非常震驚”，安分了一輩子的王父則罵他為“逆子”。為了下定決心，王功權寫了一式五份辭職信，分送給機關黨委、宣傳處、處長、黨委書記和部長。

那時，最時髦的詞語是“下海”，新聞里講述最多的是“停薪留職”或者“下海”辦公司。隨著人潮，王功權坐了30多個小時的火車硬座，跑到剛建制的海南省尋找出路。

1988年對整個中國來說，是一個充滿希望和矛盾的年份。所有海南島上的人們都在關心、討論“中國應該怎么改”。第一輪征地工作蓬勃開展起來。

起初，王功權擔任海南省開發(fā)建設總公司老城出口加工區(qū)開發(fā)公司辦公室主任，負責征地工作。一群村民為獲得高額補償，在一個被征的山坡上建起假墳。沒有沖突、更沒有強拆，王功權在一個深夜獨自找到村里威望最高的老頭。他的誠懇態(tài)度和對未來的描述，讓老頭子看到了希望。他打著手電筒，帶著王功權爬到山坡，指明哪個墳是假的，哪個墳是真的。

在那一年，王功權的人生就像芝麻開門，打開后“別有洞天”。他以總經(jīng)理的身份，開始籌備海南省海口市秀港工業(yè)開發(fā)公司。而作為后來的“萬通六君子”成員馮侖、潘石屹等人，也是王功權在海南島結識的。

轉折在1989年出現(xiàn)，王功權因牽涉三年前的舊事，被關押審查將近一年。此后幾年，他一度處于低迷狀態(tài)，全部身家只剩下600多塊錢，直到1991年參與創(chuàng)辦海南農(nóng)高投聯(lián)合開發(fā)總公司(萬通實業(yè)集團前身)。

忙碌的生活一度讓漸漸步入中年的王功權喪失思考的自由，王功權決定找回自己。1995年，王功權赴美創(chuàng)辦美國萬通公司，并擔任董事長。在將近三年時間里，他擁有更多的時間去閱讀和思考。他看美國的歷史以及制度形成，美國人歷史上對于國家收稅權力的抵制、對公權力侵害的防范，都讓王功權感慨不已。在他看來，在一個和諧的公民社會，個人有權表達合理訴求，國家權力不能對人的自由進行干涉，要使用分權思路限制國家權力。

在經(jīng)歷一系列風波之后，中國知識分子對于時局的關注，開始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應該怎么改”，而變?yōu)?0年代“知道怎么改，但如何投身其中”的思考中去。王功權在筆記里自問：未來的中國社會需要什么？

王功權自認，1995年前，他尚是一名傳統(tǒng)的熱血青年，桎梏于傳統(tǒng)的思維模式之中，而其后，特別是2005年之后，由于經(jīng)歷的逐步豐富，對于中國政治文化、社會運行模式、以及公民理念開始形成系統(tǒng)性的思考，并試圖努力影響別人。

彼時，王功權已經(jīng)從萬通實業(yè)集團功成身退，并離開從1999年起為之奮斗六年的IDG高技術創(chuàng)業(yè)投資基金。2005年，他創(chuàng)辦鼎暉創(chuàng)業(yè)投資基金，并將更多的經(jīng)歷投向公共知識分子活動領域。

2006年4月的一天，他在辦公室附近的一個小制作店里，定制了100枚“公民證章”。圓形，綠底黃字，和一元錢硬幣一樣直徑大小，上面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圖形，一本標有“憲法”二字的打開的書樣，和“中國公民”四個字。

小店的女孩問，“是不是出國旅行團用的標簽啊？”“是標明中國人身份用的。”王功權說。

在結識“公盟”的成員后，王功權以普通公民身份，更積極地參與公民行動。商人身份像一層薄膜，隨時可從他的身上褪去。“對我來說，只要滿足基本的正常需求，其他消費已經(jīng)毫無意義，對一個商人來說，更多的只能是參與創(chuàng)造、分配過程，從個人角度來看，毫無增益。”王功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