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功權將自己的身份一分為二：理性的商人、感性的公民。他習慣于多重角色切換，就像從一個巴洛克風格的宴會廳進入一間田園風格的小客房，在一個圈子里，不談另外一個圈子的事情。
“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成功，虛幻的成功涉及快樂和幸福嗎？”他反問。當中國商界的成功人士紛紛關注慈善、公益、環保事業的時候，王功權將目光投向公民、公民社會。他逐步認識到：怎么參與公民社會，怎么進行公民教育、公民培訓，絕對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王功權絕少出現在香車寶馬的名流宴會上，從一個會議地點趕往另一個會議地點的路途上，他選擇看書、睡覺或者上微博。他在商務車上，最新閱讀的書籍是《民主的細節》和《權力之道》。
這個和藹的中年男人看起來不善交際，言語親切卻不失犀利。他作息規律，近乎苦行僧，每日早晨7點半起床，晚上12點半睡覺，工作時間持續12個小時。他有高爾夫球桿，卻幾乎沒怎么玩過，一個鹵肉套餐就是簡單的午餐。
有人評價，成功商人的身份，帶來更多的資源，相比一般公民，王功權能完成更多的事情。盡管如此，當親友要求其托關系、走后門時，卻總是受到嚴正拒絕，“我不可能去做這樣的事情”。
硬殼背后，他有自己不可戰勝的柔軟。
1月20日凌晨6時，他在微博寫道，“夜起如廁，順看微博，得知一被拐賣兒童之母，在廈門尋子。有人見其子已被人為致殘，曾在廈門某處表演鉆鐵桶行乞。”他立刻從網上找到這位母親的電話，“告訴她乞丐部落的黑社會運行管理方式，希望為這個心碎母親能做點什么”。
王功權常常落淚。一次是在長途火車上，他看到一張照片，照片關于“掃黃打非”成果展示。照片里，十幾名中年婦女衣衫不整，捂著臉、蹲在墻角。圖釋說明，這些婦女賣淫一次在5至15元不等。他哭了，是怎樣的窘境讓一些應該安享家庭生活的中年女人，從事這樣不堪的生計？
他拒絕將自己擺在高高在上的位置。無論是遇到端盤子的女服務生、穿制服的保安、戴安全帽的民工，還是地下通道里跪求的乞丐，王功權都會不由自主地停下來，寒暄幾句。這個穿著高檔大衣的中年男人，會不厭其煩地問：你家有幾口人？收入怎么樣？都種什么作物？家里有孩子上學嗎？今年的稅費要交多少？偶爾，他還會把露宿橋洞的訪民，帶到家里過夜。
當然，還有一些和其他商人一樣的舉動。王功權每年都會資助一些失學的學生，包括戴紅領巾的小學生、即將參加高考的中學生，和勤工儉學的大學生。另外一部分資金，他還會用在窮困的文化學者，潦倒的詩人、畫家身上。
“普通公民只有獲得平等的生存權，才能真正成為公民，擁有民主、自由，才能和有權有勢的人平起平坐。”王功權說。
他呼吁民眾珍惜手中“僅有”的民主權利。“如果我們的民眾，非常認真對待，那個從來都沒認真對待過的選舉基層人大代表的投票權利，媒體認真監督選舉過程中的合法性和透明度，結果會怎么樣呢？”
2009年3月初的一天，王功權參加了中國股權投資基金協會籌備組的一次內部會議。長方形會議桌子的周圍，有官員和一些著名股權基金的合伙人在座。一個負責人在向官員匯報協會籌備情況，談到協會的職能時他說到，“說白了，我們協會就是政府的喉舌，就是政府在前臺的……”
王功權“聽不下去了”，起身退會。兩個人追出來詢問，他這樣回答：“我認為成立協會應是為了維護成員權益，為會員服務，督導行業自律，推動政府有關這個行業的法律法規的建設和完善。我接受不了協會做政府喉舌和替政府在前臺做什么什么的觀點。”
有人曾稱王功權為老“憤青”，他微笑著拒絕這一稱呼。在他看來，“憤青”是不夠理性，情緒激動的。而作為一名普通公民，他也許更適合“憤老”這一稱呼，這一詞語中包含的情緒是“理性、建設性”的。
北京的冬天依然未曾下雪，2011年初的寒風刮面。在王功權的小辦公室里，他屢次提起“我是一個普通的中國公民”，此時，這個中年商人的眼中忽然泛起一絲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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