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中國地方干部很多非常好是真的拼命為國家做事(2)

2008年12月03日 14:28
來源：環球財經

0人參與0條評論

全國統一的增值稅其實是佃農分成制度

向松祚：為什么會出現縣際之間的激烈競爭？

張五常：有兩個重要條件。第一、經濟權力特別是土地的使用權力在縣的手上。為什么不是省與省、市與市之間的競爭？主要原因就是縣掌握著土地的使用權。你不搞投資不會明白這一點。

幾年前，一個縣長對我說，“張教授，你一年來這里一次吧，你選一塊地，我讓你建一個房子在那里。”我問：你有那么大的權力？他說他有這個權力把土地給你。我說那你不是貪污嗎？他說不是。

過了個把小時，他說：“我真的有這個權力，可是你每年要來一次，我就有理由把土地給你。”我追問他：經濟權力究竟是在你的手上還是在市里？他說市沒有經濟權力，除非市里面有一些土地要發展。市的級別比縣高，可能有沖突。但他說省、市里村鎮都沒有這種經濟權力。我問他經濟權力在哪里？他說土地的使用權在他那里。地怎么樣租出去？租什么價錢？建什么東西？都是縣里說了算。后來遇到許多類似的情況，我第一次體會到，縣等于是一個公司，科斯理論里面的公司。

第二、整齊劃一的增值稅是佃農分成制度。1994年是關鍵一年，這年有了增值稅，而且是全國一致的17%。我相當震撼，所有其他的東西，比如賣土地的錢怎么分，每個地方是不一樣的，但17%的增值稅卻是全國一致的。從1994年到今天，一個地區或縣的工業投資者要付17%的產品增值稅。縣本身從增值稅里分多少呢？是四分之一，也就是4.25%。

問題是：17%的增值稅究竟是稅還是租？我是搞佃農理論的，對我來說，這17%的增值稅是租不是稅。不管你有沒有錢賺，都要給17%。這是佃農分成。所以17%的增值稅到了我這里，就好像是發現了新大陸。佃農分成誰都沒有我熟悉。

全國整齊劃一的17%的增值稅，怎么可能促成縣與縣之間的激烈競爭？一天晚上我突然想到讀研究生時批評過的馬歇爾的一個腳注。馬歇爾當時的分析就是不允許分成率變化的。分成率既然不能變，縣（地主）有什么辦法可以保證分成合約有效率呢？馬歇爾說得清楚，地主可以調節資本投入。問題是調整到什么程度？我心里想著馬歇爾的腳注，調查了幾個縣，發現原來縣的地價可以是負數！縣政府不僅可以免費為投資者提供土地，還可能免費為投資者建造廠房，什么三通一平更不在話下。激烈競爭就這樣產生了，花樣要多少有多少。

中國的奮斗就是全世界的奮斗

向松祚：科斯為您的英文論文集所寫的序言里說：“中國的制度變革不僅是令人驚奇的偉大事件，而且具有最高的重要性。我以為：中國的奮斗就是全世界的奮斗”。您怎么理解科斯老前輩的這句話？

張五常：科斯一直對中國滿懷期望，這可能是因為我的原因。老人家一直沒有來過中國，98歲了，沒可能來了，這次芝加哥會議上，蒙代爾極力勸他到中國來。我和太太也寫信給他，只要他來，怎么都行，但醫生早不允許他坐飛機了。我欠他很多，中國欠他很多。不能到他滿懷期待的中國來看看，很可憐啊。

說過去三十年中國是奇跡，還是低估了。那么多人，資源那么貧乏，你要怎么辦才能解決吃飯穿衣問題呢？更不用說富裕發達了。好多人（有些是我的朋友）動不動就批評中國，說腐敗一塌糊涂，甚至說五千年沒有見過這么黑暗，胡說八道！

我回答他們，不要給我說什么中國的不是。我可以在一個星期內寫一本厚厚的批評中國的書。然而，你必須回答，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環境下，中國的高速增長持續了那么久，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中國一定是做了非常對的事情才產生了我們見到的經濟奇跡。那是什么呢？這才是真正的問題。

說貪污一塌糊涂，中國的貪污比其他國家都嚴重嗎？比亞洲其他國家嚴重嗎？沒有的事。中國的地方干部很多是非常好的，是真的拼命，想為國家做事。假如中國真那么腐敗，人人都貪污，怎么可能搞那么好？批評容易，要說清楚為什么產生了奇跡卻不容易。

黨領導和指揮了改革行動。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還是中國的人民：刻苦、聰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們可以在今天忍受著巨大的艱辛。我不是刻意要贊揚中國人民，但我沒有見到過一個民族可以在那么惡劣的環境下那樣拼搏——而且還在笑。

2004年，在國內的荒山野嶺攝影，太太與一個在田中勞作的婦人閑談。這婦人說不久就有一天可以去工作賺薪水，老板會用大車來接送她和其他人到工業園做園藝。天還未亮就啟程，天黑后才回家，帶著面包和一瓶水，一天工作可以拿到7美元。我見她笑，問她為什么這么開心。她說生活改善了，有生以來她的植樹知識第一次有外面的需求，女兒剛從大學畢業，找到了很好的月薪200美元的工作。就是像這個婦人這樣的人，數以千萬數以億計，把國家建設起來了。

今天的時代是一個大時代，是一個大時代的轉變。時代轉變的重點在哪里？是全球一體化？是地球變暖？是科技的突飛猛進？是互聯網和資訊科技的奇跡？又或是最近炒得可怕的金融風暴嗎？這一切皆非等閑——我們所處的大時代無疑是多事之秋。但我認為這些都不是重點。我們面臨的大時代轉變，重點是全球有20億以上的貧困人口，為了改善生活一起出來參與國際產出競爭。驚天地，泣鬼神，人類歷史上沒有出現過。

這樣看，中國重要，因為整個大轉變是三十年前由中國發起的。1991年蘇聯解體，人類就進入了一個大時代，除了近幾年人民幣的處理失當與去年引入新勞動法以外，中國在這個大時代的轉變中占了先機，其示范起了作用。是中國的發展帶動了地球上的無數窮人站起來，爭先恐后地轉到工業去。科斯說中國的奮斗就是全世界的奮斗，是有感而發。

西方經濟學說解釋不了中國奇跡

向松祚：還是在同一個序言里，科斯說中國偉大的制度變革將對經濟學產生最有益、最深刻的影響。您始終跟進中國改革歷程，絕大多數文章都以中文下筆，您認為中國奇跡或中國經驗對經濟學的貢獻是什么？

張五常：經常有人問我，宏觀經濟學的理論如何來解釋中國的事情。上世紀90年代，由嚴重通脹急轉為通縮，長江三角洲竟然大踏步前進，超越了起步早10年的珠三角，宏觀經濟學哪個理論可以說得通？縣與縣之間的激烈競爭，全世界沒有見到過，哪有理論來解釋？我是搞佃農理論的，自己搞點兒投資，到處跑來跑去，想了那么多年，才想明白中國的事情，你要到哪里找理論去？沒有地方可找。

大體而言，今天的西方經濟學是不搞解釋的，經濟解釋是我們幾個人倡議搞起來的。當年在洛杉磯加州大學，想搞經濟解釋的人有，真正搞的人不多。現在連說都沒有人說了，老一輩的人都說經濟學在走下坡。我們今天面對的大時代轉變，龐大、復雜，不明白發生了什么事情，談什么理論都是空中樓閣。

西方經濟學發展了200多年，沒有大時代的轉變寫不出來偉大的作品。市場和貿易的興起，激發斯密在1776年寫出《國富論》；大資本家的出現惹來貧富分化，刺激馬克思在1867年就發表《資本論》；金融業的興起惹來大蕭條，凱恩斯在1936年出版《通論》。我們今天面對的大時代轉變，比起上述三個時代轉變要龐大、復雜得多。

我恨不得自己還年輕，有魄力仿效斯密寫一本巨著。盡管已經與此無緣，但還是寫了《中國的經濟制度》，這應該只是一部大書的其中一章，是重要的。這篇文章是受了大時代的影響，成功地解釋了中國。傳世數十年起碼沒有問題。只發表了三個月，一家搜索引擎說該文被引用或提及的次數達8萬多次。

我三卷本的《經濟解釋》以中文下筆，希望中國學子比西方學子快一步。這是重要的作品，可能改變經濟學的方向，從出版幾年來的影響來看，錯不了。都是中國的故事、中國的例子，是中國的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