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清潔發展機制的沖動與尷尬(3)

2009年12月23日 15:56
來源：瞭望東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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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專家指出，CDM是一個市場機制的選擇，在商人的逐利本性下，低成本、高效益的領域是自然的選擇。而且，CDM現有的國際游戲規則，在更大程度上將這場逐利引向了一種對發展中國家不利的境地。

“之所以多做水電，因為新能源是最好做的。”劉鋼指出，在湖南CDM中心向EB申報的CDM項目中，水電項目往往很容易就能通過注冊，無一例拒簽。

相比之下，工業技術改造等節能項目，雖然在聯合國締結的公約規定中可以做，而且湖南CDM中心也儲備了幾個工業節能改造項目，但劉鋼表示，這些項目通過國家發改委不難，到了聯合國就難說了。“節能類的項目在EB那論證起來比較難，被否定的幾率較大，因此國內開發成功的案例少得可憐。

劉鋼所說的EB論證，被稱為關于CDM項目的方法學。“所謂方法學，一是確定基準線，你說這個項目是CDM項目，能產生減排量，你要去論證它跟沒有做成CDM項目的基準線相比，能產生多少減排量。二是項目實施以后，怎么監測實際減排量。”楊宏偉解釋說，

在批準的這些方法學里，可再生能源的項目容易通過，節能類的方法學批準的很少。楊宏偉說，這一方面是因為EB在節能類方法學的開發上，投入的力度一直不夠；另一方面，EB對節能類項目的要求過于苛刻，且不了解中國項目的實際情況，導致遲遲批不下來。

“越來越漫長的注冊周期”

對于中國的CDM項目來說，眼前更為普遍的規則障礙，是“越來越漫長的注冊周期”

“CDM項目走國內的流程，三個月之內給出答復。但走出國門后，流程走得不是一般的慢。”COWI咨詢有限公司CDM項目總監馬晶晶告訴記者，2005年，CDM在EB注冊的周期還在六個月左右，以后逐漸變為一年、一年半，現在基本要兩年左右。

漫長的時間消耗，最終讓一些CDM項目被拖黃，參與方損失慘重。馬晶晶說，很多項目在設計的時候，回報率是按照有CDM收益來考慮的，回報率達到企業的要求才上馬。結果，項目快建設完了，CDM還沒有注冊成功，收入立刻減少一半。

“漫長的周期，讓項目的發展充滿很多不確定性，金融行業對于是否參與一個CDM項目的融資，也開始變得舉棋不定。”現為標準銀行CDM項目負責人的張亮蒙表示，

而在不斷拉長的注冊周期內，EB對方法學的反復修改，讓馬晶晶感覺到CDM項目越來越難做。“這個項目在申報的時候采用的是8號方法學。報上去之后，DOE這耽誤半年，EB那又拖了幾個月。過程中，這個項目的方法學經常發生變化，當它又修訂成32號方法學時，你的申報材料是按照8號方法學準備的，且項目可能進行到一定程度沒法改了，EB就說，你用的這個方法學都廢止了，怎么還用呢？”

EB的注冊周期為何越來越漫長？楊宏偉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作為裁判員的“DOE”數量太少。DOE是由聯合國EB指定的經營實體，CDM注冊成功，都要先經過DOE的認證。現在CDM項目里分了15個領域，而全世界的DOE只有20家，每一家只涉及幾個CDM領域，有的DOE甚至只能做一個領域。于是，當全世界無數CDM項目匯集而來，就在EB這里造成了大堵車。

而DOE的數量之所以成為一個瓶頸，楊宏偉指出，是因為此前的氣候變化公約規定，對DOE的審批卡得太死。“門關得緊緊的，現在基本是從老牌工業化國家中產生一些DOE。

苛刻的國際規則能否改變

CDM苛刻的國際規則能否有所改變，朝著更有利于碳減排的方向發展？人們都在努力地觀望。

前往哥本哈根進行談判的中國國家氣候中心副主任、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執行理事會副主席呂學都告訴本刊記者，在11月上旬進行的哥本哈根會議最后一輪磋商中，各方對改革CDM、提高其效率已經沒有原則性異議，剩下的就是考慮CDM的改革方向上如何達成一致。

呂學都指出，改革包括秘書處、專家組、DOE等的職能效率；CDM的相關政策應更加清晰和明確；方法學和工具也應更加清晰和明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CDM項目方面的權力、責任和義務應更加平衡。

“現在是非常的不均衡，EB有無限的權力，但沒有相應的義務，而作為項目的業主，有無限的義務，卻沒有相應的權力，他們的很多關注和聲音都無法傳遞到最高決策層。

楊宏偉也認為，締約方大會需要給EB更多指導，比如簡化程序，而不是把審批程序越來越復雜化。另外，要增加透明度，假如一個項目被槍斃了，EB應該給予業主申訴的機會。

“未來CDM會獲得很大發展”

那么，在CDM進入實質性改革，特別是2012年第二承諾期開始之后，究竟有多大的發展空間？

“從交易市場來看，未來CDM會進一步獲得大發展。因為未來發達國家的深度減排是不可改變的趨勢，而CDM供應方將會逐漸萎縮，會出現供不應求的態勢。”呂學都說。

根據發達國家目前已經提出的到2020年的減排承諾，以及美國眾議院通過的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案涉及海外減排的內容(每年允許購買10億噸減排量)，發達國家將需要比第一承諾期大得多的海外減排量指標，以完成自身的減排義務，CDM或類似機制會繼續成為未來的國際合作減排機制。

呂學都進一步指出，現在國家已經公布了碳排放強度的指標，國內各方會積極控制二氧化碳排放，也許會催生國內企業在CDM這方面的考慮。“但這還需要做大量的準備，其實涉及統計、核查、第三方監管體系的建立，準備起來將是個非常困難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