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憲忠：制度現代化的演進取向與路徑選擇

2012年10月08日 15:44
來源：鳳凰網財經作者：俞憲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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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與現代化急速演進的宏觀背景之下，每個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諸多發展內容的排序選擇。由于全球化競爭的核心內容是國家制度競爭，較之于科技現代化和經濟現代化等派生選項而言，制度現代化將成為發展中國家最為重要的事情。制度現代化的主要標志，正如阿馬蒂亞•森在其《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中曾明確指出的那樣：“一是自由，一是民主。這就是說，每一社會成員必須擁有自由來表達自己的價值偏好，一個社會要通過公開討論和公眾參與來形成被采納的社會價值及公共決策”，而發展中國家的“傳統文化倫理重視服從而不是自由，強調忠誠(于君主、國家都政府)而不是個人權利”。其依賴性制度供給的顯著特征是自由與民主的極度稀缺，其發展過程面臨的主要挑戰是缺乏大眾包容性和制度變遷滯后，其現代化崛起的首選取向是自由與民主有機協同。只有如此，方能真正啟動和加速推進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制度優先發展和制度現代化是所有發展中國家不可回避的首要選項。基于民本主義的科學發展訴求，發展中國家自由與民主有機協同的制度現代化進程，將具有首要價值和基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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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現代化的核心價值：主體自由

自由與民主都涉及社會發展選擇問題，但是自由更多的是理性選擇者所處的一種沒有被他人或機構所強制的自愿行動狀態，主要意義在于共同體每個成員在自己愿意做什么的基礎上有權做什么和能夠做什么。由于自由主要側重于個人依據其內生的自愿偏好所充分展開的自利表達、自主選擇、自由流動、自我發展和自我實現，主要表達的是主體自身的選擇狀態，自由度也就成了個人偏好的實現度、滿足度或合意度，也是個人行動時所能夠真實感受和顯示的自主自愿和自覺自為的主動選擇，因而自由是一種涉及絕大多數公眾的主體發展權利訴求。自由是一天賦人權”或機公民主權”意義上公眾理應具有的主體發展權利,具有廣普價值和實質意義。自由的制度許可和社會展開就是民主,任何民主都必須以自由為實質內容和制度基礎,否則,民主就沒有任何實質意義。自由的價值在于表達人性和弘揚人權，社會發展由此才能得以充分展開，著名經濟學家阿蘭•斯密德在其《制度與行為經濟學》一書認為：“任何變遷理論都必須討論權利的問題”。公民主體權利是自由選擇的核心內容，缺乏主體自主選擇權利的以任何形式標榜的所謂“自由與民只能是掩耳盜鈴的一紙空文。傳統自由觀主張通過財產占有而間接地實現人的主體選擇自由(間接自由)，而現代自由觀則強調只有首先獲得主體選擇自由才有可能獲得包括經濟自由在內的其他所有自由(直接自由)。

 如果讓人們對包括自由在內的所有發展要素就其重要性進行位次排序，理性選擇者通常會首先選擇自由，因為擁有自由就意味著主體偏好表達和行動優化選擇，即主體能夠獲得發展權利和擴展機會。自由是主體發展的最后防護屏障，人們最不愿意放棄的就是個人自由。沒有自由的狀態就如同遭受牢獄之災，人們就會失去最有發展價值的核心要件和選擇路徑,而其他因素則僅僅是自由的保障。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在其《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中曾精彩地指出：“以人們享有的實質自由來看待發展，對于我們理解發展過程以及選擇促進發展的方式和手段，都具有極其深遠的意義。在評價性層面上，這意味著需要從消除使社會成員痛苦的各種不自由的角度，來判斷有關發展。發展的過程，按這一觀點，與戰勝這些不自由的歷史，并無實質區別。”縱觀人類文明的整個演進史,其實就是一部持續不斷地追求個人自由的發展史,亦即一部逐漸擺脫被奴役、被挾持、被綁架、被掌控、被宰割、被蹂躪、被虐待、被壓迫、被囚禁、被管制、被剝奪、被威脅、被禁止、被傳喚、被隔離、被命令和被計劃的自我解放史。對任何社會發展而言，通過人的解放而實現自由充分的全面發展，都具有永恒價值和終極意義，主體自由度因此而成為衡量社會文明進展程度的根本尺度。

 對公民自由選擇權利的最大威脅來自于政府權力的過度膨脹以及由此引致的對公民創新權利的大幅擠壓，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瑟.劉易斯在其《經濟增長理論》一書中明確地指出：“一個不許人民發揮積極性和運用常識的政府必然會限制經濟的增長”。著名學者曼瑟•奧爾森在其《權力與繁榮》的論著中也認為：發展“最有活力并且最為繁榮的社會是那些嘗試許許多多不同事物的社會……這樣的社會就能夠覆蓋大量的可供選擇的機會”。一切繁榮都需要以自由為基礎的制度保證，正如阿瑟.劉易斯所指出的那樣：“為了繁榮，需要更為廣泛地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因為最好是人人都積極地充分利用自己面前出現的機會”。如果沒有公民自由，剩下的就只有暴君和奴隸，再好的暴君仍然是一個暴君，再好的奴隸也仍然是奴隸。著名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在其《功能社會》一書中曾深刻指出：“人的本質可能被視為自由或不自由，平等或不平等……只要那種被我們稱之為統治權的決定性社會權力是基于自由、平等或者神圣的主張，而且是由那些為了實現這些理想而設置的機構來履行，那么社會就可以成為一個自由、平等或者神圣的社會。”在暴君和奴隸不僅并存而且對立的社會中，其唯一可感知的社會存在就是暴政，同時也會培養出反抗暴政的大量“暴民”。沒有自由的社會只能導致相互傷害和仇視，將不會具有任何階層包容性，惠及絕大多數人的任何發展就無從談起，事實上也從來沒有發生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