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憲忠：制度現代化的演進取向與路徑選擇(4)

2012年10月08日 15:44
來源：鳳凰網財經作者：俞憲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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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自由是活力源和推進器，那么民主就是安全閥和防護罩。自由選擇有可能會帶來些許麻煩，但不能自由選擇的社會后果會更慘。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曼曾實證性地指出“不管是建筑還是繪畫，科學還是文學，工業還是農業，文明的巨大進展從來沒有來自集權的政府。”主體自由、民主制度、發展優化三者之間具有內在一致性，這一重要結論能夠為發達繁榮的足夠事實所佐證。弗里德曼還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的頭腦告訴我們而歷史又能加以證實：對自由最大的威脅是權力的集中。為了保護我們的自由，政府是必要的；通過政府這一工具我們可以行使我們的自由；然而，由于權力集中在當權者的手中，它也是自由的威脅。”在功能性的本質意義上,政府公權是公民私權的公共制度保障,政府公權來自于公民私權的發展訴求,如果政府公權的行使不能體現這一核心要義,政府公權就會從根本上威脅國民大眾的自由發展,從而蛻變為缺乏公平正義的制度陷阱。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曾指出：“民主是對政府的一種制約。”權力集中的專制國家是將國民關在籠子里，而自由民主的文明國家則是將政府關在籠子里，自由是民主和法制的核心要義是約束政府權力的過度膨脹，以有效預防代理者——政府對委托者——公眾的權益傷害。正如美國著名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Peter F.Drucker)所言：“政治學的一條公理就是：任何人，不管他多么善良、多么聰慧或明智，一旦擁有了不受控制的、不負責任的、不受限制的或無法合理確定的權力，便必然會迅速變得獨斷專行、冷酷無情、毫無人性和反復無常，即必然會馬上變為一個暴君。”馬克思主義重要創始人之一的恩格斯曾經說過：“一個受暴君統治的民族，恨不得異族來入侵。可見尊重個人權益的重要性。”市場經濟之所以能夠長期充滿生機活力,并以更加全球化的發展態勢得以廣泛展開，而受到普遍認同,其真實謎底就在于它為國民大眾提供了一整套自由選擇機制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競爭制度保障。在一切真正規范的市場制度中，與旨在優化資源配置的競爭性經濟市場相協同，同時也存在著一個旨在保障全民參與的競選性政治市場，擁有消費者主權的國民大眾，不僅可以在私人物品的市場上自由交易和自主消費，而且能夠在公共物品的市場上自由選擇和自主選舉。而原計劃經濟國家之所以經濟長期停滯和發展治理失敗,并紛紛向市場經濟發展模式轉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模式將國民大眾驅至一條“通向奴役之路”。自由內生民主，民主表征自由，自由與民主的有機契合，能夠為由民本主義決定的和諧發展和科學發展提供制度保證。概而言之，自由是發展之母，民主是發展之父，科學進步、經濟發展模文化昌盛與和諧繁榮則是發展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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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質是還權于民和還利于民，還利于民的程度在根本上取決于還權于民的程度，而還權于民的首要路徑就在于自由與民主，制度現代化具有毋庸置疑的引擎價值和基礎意義，科技現代化、經濟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等則只是制度現代化的衍生物或派生品。中國改革開放三十余年所取得的全部偉大成就，都可以從自由度提升和民主化改進的意義上獲得深層解讀，實質上也可以從制度解放和制度轉軌的核心意義上來加以科學認知。全球化急速推進的實質內容是制度競爭，全球化激蕩演進的真實過程是制度層面的優勝劣汰，中國只有積極理性地參與全球化發展進程，重構適應全球化挑戰的發展理念，在改革開放進程中著力推動制度現代化，才能有效應對轉軌發展所面臨的各種未來風險。中國既具有漫長的封建社會歷史，也具有顯著的計劃依賴性，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發展，其核心要義是制度變遷，能否實現自由與民主有機協同的制度安排，將會從根本上決定中國未來發展變遷的整體質態。雖然變革通常會伴有阻力和微詞，但不變革則必定會造就落后和危機，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任何偉大的民族都會在理性反思和橫向比較中向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