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總結十年貨幣政策：控制通脹表現相當不錯(2)

2012年11月17日 15:56
來源：鳳凰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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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我們看多目標制還是有根據的。首先還是中國經濟處于轉軌過程中，人民銀行這個貨幣政策，我們一方面要保持宏觀經濟這些主要狀態指標的健康性，同時人民銀行必須推動改革開放。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話，將來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也不容易實現，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他始終處于不健全，不健康的狀態，所以要推動改革。

周小川：而改革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價格的改革。比如說我們當前大家還知道有資源價格問題，有住房價格問題。如果我們回憶到1999年末中央正式宣布住房制度改革，以后不再搞福利分房了，那是十多年以前的事。那么你住房如果要改革的話，房屋價格會慢慢趨向合理，與此同時過去付的工資也不覆蓋住房，以后付的工資必須覆蓋住房，因此就有一個物價和工資同向運動的過程。

周小川：如果說中央銀行只關注維持低通貨膨脹，就有可能往往對任何價格改革造成的推動持抵觸態度，這樣會使中央銀行陷入一個尷尬的局面。

周小川：另外舉一個例子，中國在新世紀以來一直處于國際收支雙順差局面，這個雙順差局面跟當時亞洲金融風波沖擊的歷史經驗有關系。與此同時，雙順差會導致流動性投放過多，對貨幣供應量對通貨膨脹都會有影響。如果只是被動的來考慮它，還不如說把國際收支平衡當做貨幣政策一項目標來進行考慮，這樣能夠更主動應對這樣的問題。

周小川：三、高度重視金融機構的健康化，強調在線恢復和緊急救助。我們說在研究和制定貨幣政策的時候，必然研究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說的復雜有很多學術語言，說的簡單，就是用經濟杠桿調控的時候，至少銀行要充分響應你的調控，實體經濟，就是企業和家庭會響應你的調控信號。

周小川：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我們面臨的問題是銀行體系過去財務不健康，有很多轉軌過程中的問題和歷史包袱，有一些指標根本不達標。這么調控的話，他可能不會去響應你。我們曾經也說過，要是不良資產多的話，他再多一點也不在乎。也就是俗話說虱子多了不怕咬。對價格的要求，資本充足率的要求，反正達不到，所以不響應你。

周小川：為了使貨幣政策能夠有更好的傳導機制，同時也是為了金融穩定，也是為了整個金融市場和金融服務的健康發展，所以強調推動改革，要使金融機構健康化。不良資產，會計準則，各個方面使他健康化，使貨幣政策更有效。與此同時也能保持金融穩定和金融服務的有效發展，又能夠為實體經濟服務。

周小川：為了實現這種健康化，我們說叫在線修復，修復他的資產負債表，為什么強調在線，是因為經濟運行沒法中斷，機器要繼續運轉，同時更換問題部件，不能讓他停下來。金融危機以后，有些金融機構發生大問題，干脆停下來修理。中國這么大經濟，金融服務又不足，你讓他停下來，經濟發展會受影響，既要帶病干活，同時一邊干活還要自己修理。

周小川：有的出了比較明顯的問題，這些問題一部分是發生在亞洲金融風波期間，這類問題要考慮對整個經濟的影響，對金融穩定，對社會穩定的影響。實在是需要救助的，應該堅決出手救助，救助有副作用，比如會有道德風險，還可能有其他一些副作用，激勵機制也可能產生偏差，但是必須作出權衡。

周小川：總之，中國經濟發展這十年，還是要強調在線修復和救助。其中有一個原因和西方發達國家不太一樣，就是我們在轉軌的過程中，特別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過程中，金融系統健康性出現大量的問題，不太說的清楚是誰的錯，究竟是原有計劃經濟體制遺留的問題，還是轉軌機制不健全，同時在一定程度存在行政干預所造成的錯，還是這些金融機構自己搞壞了造成的錯，有時候很難加以區分。所以要度過這個階段，從中央銀行，中央政府必須考慮怎么加以應對。

周小川：四、貨幣政策的手段上，從有計劃經濟色彩的手段逐步轉向更加市場化的手段。如果想保證貨幣政策效果的達到，可以多用一些行政辦法，也可以更多用一些經濟的辦法。現在大家比較常用的辦法說是價格型工具還是數量型工具，但是價格型和數量型工具如果用的好，都是屬于市場化的調節手段。

周小川：我們過去傳統計劃經濟應用的手段往往叫直接干預，直接設立機制規模，直接指令哪些事該做，哪些事不該做，哪些企業給予貸款，這個不太詳細講了。可以說新世紀以來，由于企業自主權擴大，由于銀行慢慢走向健康的軌道，自我約束有所提高，所以大量地使用市場化的手段。

周小川：但是有的時間，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會混合使用，在這個過程當中也有經驗教訓。我只說一個例子。2003年非典出現以后經濟出現過熱，對于貨幣經濟手段不信任，要想控制經濟過熱還有一個辦法，就是使用地根，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短期內是有一種配合關系。后來大家慢慢體會到，中長期看土地供應的政策周期比較長，不太適合常規性、市場化的工具。貨幣政策十幾年時間里也是一個學習和認知的過程，大家在此過程中學到很多東西。

周小川：五、適應亞洲金融危機后的變化，準確把握匯率改革進程。泰國一個問題是固定匯率制，中國匯率是1994年開始采用有管理的單一的浮動匯率制，但是浮動范圍比較小。在亞洲金融風波爆發以后，當時朱镕基同志主持工作的時候，決定為了防止亞洲區本地競相貶值，從1994年開始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制度，變成相對比較固定的匯率，要尋找機會，恢復有管理的浮動制度，同時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加大改革。

周小川：有關的問題比較多，其中包括中國介入WTO經濟開放程度有所提高。在亞洲金融風波之后，普遍的亞洲國家都是采取比較謹慎的政策，擴大出口，積累外匯儲備，使自己能夠有更強的抵御風波的能力，其中有不少的抱怨，雖然說可以指望IMF等進行救助，當然對亞洲國家的救助不是特別有效。甚至有一些亞洲國家在這個過程中感覺很痛苦，所以普遍存在積累外匯儲備的現象。

周小川：這跟本世紀這種趨勢和全球平衡狀況的改變都是有關系的，中國也具有同樣的問題。但是我們采取匯率改革的時候，需要考慮一些改革秩序的問題，當時主要問題是，究竟先搞大型商業銀行的改革，還是先搞匯率改革，還是先搞農村金融改革，應該說中國還是比較重視實體經濟，重視微觀基礎，所以當時選擇先從金融機構改革開始。

周小川：另外也認為金融結構改革好了，各項標準如果能夠比較達標了，他應對市場的能力會有所提高。在匯率改革的時候，就能夠作出比較正確的響應和選擇。因此我們說2003年開始啟動農村信用社改革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的股份制改革，到2005年夏天的時候啟動匯率機制改革。

周小川：銀行的改革確實是創造了下一步改革的條件，大家可能記得銀行改革當時是采取四部曲，一個核銷損失，第二個一定程度不良資產剝離，第三個注入新的資本，并進行股份制改造，第四個發行上市，建立現代公司治理的結構。在這四部曲之后，下一步匯率體制改革和其他改革中會有比較好的表現和響應，也能支持這個改革。

周小川：這個改革應該說從2005年7月啟動匯率改革之后，后面還有一系列擴大浮動區間，擴大市場決定的過程。最開始，我們可以追溯到1994年，當時搞匯率改革的時候，浮動區間是正負0.3%，后來我們啟動了這個改革以后，到2007年5月就把這個正負0.3%擴大到正負0.5%。今年4月份正負0.5%擴大到1%，擴大發揮了供求在匯率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