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顧委委員于光遠去世曾為鄧小平起草講話稿

2013年09月26日 11:13
來源：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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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遠

北京青年報：【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今晨去世】本報記者剛剛獲悉，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原中顧委委員于光遠今日凌晨去世。于光遠1915年生人，是我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曾參與起草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我國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中的許多重大理論問題都是他率先或較早提出的。

簡歷：

經濟學家于光遠先生于2013年9月26日凌晨3點因病醫治無效去世，享年97歲。于光遠，1915年7月5日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原姓郁，名鍾正，1936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物理系。1955年被遴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1977年至1986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1978年兼任馬列所第一任所長。

往事略集

▲于光遠和錢

于光遠曾經是中宣部里最有錢的人，也是最不在乎錢的人。他每個月都請科學處辦公室的一位服務員給他在上海的母親寄錢，他母親每次都在回信中說明收到了多少錢。回信中所說的錢數總是少于他所寄出的錢數，原來是被那位服務員偷偷克扣了。然而于光遠卻馬馬虎虎，竟從來沒有覺察。

這位服務員是個小偷，而且是個慣偷，偷過很多人的錢。一次作案時，他被抓獲了，并被起訴到法院。他供認說，偷于光遠的錢最多。法院開庭審理此案，通知于光遠作為證人出庭。可是于光遠在回答法官的詢問時，卻一問三不知，說不清楚他的錢是什么時候怎么被偷的，更說不清楚被偷了多少錢。他那副狼狽無奈的窘態，惹得法庭上下哄堂大笑。于光遠的這一軼事，在中宣部里很長時間都被傳為笑談。(這里，順便坦白交待一下，在法庭上，那個服務員還供認：曾在龔育之掛在辦公室的上衣口袋里偷過錢。而在此之前我也毫無察覺。)于光遠之所以有錢，是因為他稿費多。上世紀五十年代，全國各地都學習他編寫的《政治常識讀本》和《經濟建設常識讀本》，印量極大。后來，他和蘇星主編的《政治經濟學》是當時全國唯一的一部政治經濟學讀本，印量也極大。他的稿費當然就特別多。稿費怎么用？那個時候時興的方式是交黨費。于光遠用稿費交了很多黨費，但也沒有全部交，他留下一部分，以便自己來支配。他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比如，資助一些公益事業。中國人民大學的剪報公司，也就是今天的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最早就是于光遠出錢辦起來的。中宣部機關幼兒園、中宣部建游泳池，他都是資助人之一。

八十年代有人批判于光遠“向錢看”，其實他是贊成兩句話：既要“向前看”，也要“向錢看”；“向前看”是堅持方向，“向錢看”是重視生產，重視經濟效益。至于他自己，對錢可是從來不在乎的。

▲于光遠的八字人生

一、勤。也就是‘愛勞動’。眼勤、耳勤、手勤、腦勤，五官四肢都勤。勞動創造物質和精神財富。一個人只有勤，才能有所作為；

二、正。也就是直，正道直行。正直是大聰明，也是大道德；

三、坦。也就是真，說真話，做真事，就是待人坦誠，‘君子坦蕩蕩’嘛；

四、深。研而究之，探求本質，從現象到本質，從第一本質進到第二本質；

五、創。要有創新的強烈欲望和興趣。要獨立思考，反對陳腐，勇于沖破舊事物的羅網；

六、韌。孜孜不倦，堅韌不拔。要成功，勇是必要的，但須繼之以韌性的戰斗。目的尚未達到，‘我就跟你沒有完’；

七、情。對人對事要有熱情，心腸要熱，不論看人看問題頭腦要冷靜，同時要有豐富的人情味。在人與人之間，應有更多的理解、同情和愛，不要感情冷漠；

八、喜。也就是樂。我欣賞經常樂乎乎的性格。不論遇到什么不順心的事，或者什么病痛，都要想得開，自找快活，不要自尋煩惱。

于老飲酒，但“沒什么水平，也從不過量。醉了，身體會不舒服，醉過的人證實了我的這種說法。

于老飲茶，且很有品味，中國茶葉博物館就是20世紀80年代初由他倡議而建立在杭州的。飲食上他喜歡甜食和粥。

研究領域

于光遠長期從事經濟理論研究工作。50年代末，他參與組織有關商品生產、價值規律、社會主義再生產、經濟效果、經濟發展速度與比例等重要經濟理論的討論。1959年提出必須重視經濟效益。70年代后期，他駁斥了所謂的“批判唯生產力論”的論調，認為唯生產力論是承認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根本的決定性因素，就是承認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歸根到底為生產力所決定，唯生產力論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觀點。在如何評價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的優越性時，他指出，衡量一種生產關系優越與否或何種生產關系更為優越的唯一標準，只能是看它能否最好地促進當時當地的生產力的發展，同樣，何種社會主義

所有制形式先進，何種形式落后，一定要放到與生產力的關系的歷史發展中去考察。而且對于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存在與發展，也要運用這一標準。關于按勞分配理論，他指出按勞分配不但不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而且是最終消滅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必由之路，他認為在我國不存在按勞分配貫徹過分的問題，而是貫徹不夠。1978年他提出商品生產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個本質特征。

1979年他提議開展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問題的討論，把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問題和最終產品聯系起來，他認為社會主義經濟目標，應該是在可能的范圍內最大限度地增產人民需要的最終產品，要以最終產品增產的狀況作為衡量整個經濟工作成績的尺度。同時，他將全社會的使用價值生產和個別企業的價值生產統一起來，個別企業的價值生產是從屬于全社會的使用價值生產的。70年代末，他對社會主義經濟有計劃發展提出：計劃地發展應當包含有計劃地適應外界變化，在存在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條件下，計劃應當和市場的變化相適應，不僅指導性計劃是如此，指令性計劃也是如此。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他就堅持不懈地探索改革，他認為經濟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國家中繼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后的又一次生產關系上的偉大變革。早在1977年，他就指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和本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他曾支持一些新的經濟學科如生產力經濟學、國土經濟學、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學、技術經濟學的創立，并對經濟效益學、教育經濟學、消費經濟學、環境經濟學、旅游經濟學等提出了自己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