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如何城鎮化

另一種說法是，農民進城后，隨著集聚效應，會自然而然地產生服務業就業機會。現實是，在沒有工業的中西部中小城市，比如中部的小縣城，無法提供外部需求的高端服務業，因為閑人太多，人人做小生意，這種只能在小范圍人群之間“互相服務”的消費性城市，沒有出路。

從會議強調的“以合法穩定住所和合法穩定職業為戶口遷移基本條件，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為基本形式”的“新型戶籍制度”改革政策可以看出，此輪城鎮化仍然將試圖以戶籍為人口居住和福利分配的主要管理手段。這也是對城鎮化可能產生的風險的一種“管控”。

人如何城鎮化

農民工生活的三個主要地理維度是：有工作機會的發達地區，家鄉的中心城鎮和原來的鄉村。農民工城鎮化，一般而言，包括在家鄉城鎮化和就業地城鎮化兩種主要方式。難題在于，有就業的地方房價和生活成本都很高，而物價低的地方沒有就業。

在發達地區就業的農民工無法在當地穩定生活下去，但積蓄下來的資金可供其家人在家鄉的中心城鎮買房居住。這是近年來中西部許多小縣城興起的重要原因。在家鄉的中心城鎮生活，有沒有戶籍并無區別，只要能買得起房，支撐起在城鎮生活的費用。如果因為戶籍改了，使得他們必須放棄原來在農村的土地和宅基地，反而是對他們的一種剝奪。

這種農民工流出地中心城鎮的“睡城”，仍然是就業地與家人居住地分割的城鎮化，并不符合中央城鎮化政策“常居地”和“穩定就業”的要求，但卻是目前最為現實的一種。

輿論似乎普遍認為，替農民解決城鎮戶口是為他們獲取平等公民權，解決城鄉二元化差距的重大利好消息。但長期研究農民工進城意愿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勞動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張翼根據實際調研結果證實，在土地越來越值錢，中小城鎮戶口所具有的福利屬性越來越少的情況下，絕大多數農民工并不愿意轉變為非農戶口。

張翼在2010 年做過一次全國性調查，結果顯示，絕大多數農民工不愿意轉變為非農戶口；如果要求其交回承包地，則只有10%左右愿意轉為非農戶口；為了孩子的教育與升學是少數農民工愿意轉戶的主要原因，而想保留承包地是大多數農民工不愿轉戶的主要原因；并且，在轉為非農戶口這一問題上，“80 前”與“80 后”農民工不存在顯著區別。

在接受《南風窗》采訪時，張翼表示，最近幾年的跟進研究顯示，隨著土地價格越來越高，農民工的這一態度沒有大的改變。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農民戶籍轉變，將會涉及其承包地與宅基地的權屬問題。全家遷入小城鎮落戶的，可以保留土地承包經營權，而遷入設區的市，轉為非農業戶口的，應將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

張翼還認為，隨著社會開放程度的加大，人口流動終會成為社會常態，如繼續以戶籍歸屬設計公共服務政策，已不合時宜，戶籍改革的重點，應是消除與戶籍相關的社會福利配置措施，強調對農民工福利與服務的均等化，讓農民工繼續留有耕地，也能穩定在城市就業。

但目前將城鎮化與“現代農業”并提的政策，有強烈的“人進城，地留下”的含義，意味著農民的進城，極可能與退出土地相伴隨。

警惕“大躍進”

城鎮化政策還必須警惕各地可能出現的“大躍進”，來自包括政府高層在內的各界，非常樂意將城鎮化作為“擴大內需的主要推手”。在仍然要穩增長的政績要求之下，政府借城鎮化概念進行投資，地方政府和資本借提高農民收入購入土地，同時還使得拿到現金的農民能夠進城消費，短期來看，是一個近乎完美的各得其所的經濟鏈條。

大量的投資從何處來？城鎮化會議上提出，要建立包括做強地方稅、發行地方債、中央轉移支付、利用政策性金融機構、用特許經營引入民營資本等“多元可持續的資金保障機制”。從中可見，除最后一條，總體上還是加大稅收，進行政府投資的路子。國家開發銀行表示，今后每年要把60%以上的貸款投入新型城鎮化領域。中國政府的總體債務水平，尤其是地方債務已經相當高。如果再繼續這種大規模的投資，會引起社會對高速通脹的更大擔憂。

預計正在修訂的城鎮化規劃方案，對包括土地制度、戶籍開放、資金來源和基本服務等各方面，都將有更為具體的措施出臺。雖然中央政府一直強調，此輪城鎮化政策是“人的城鎮化”，而非土地城鎮化，并且重在優化城市化的質量，而非繼續鋪攤子、建新城。但既有權力結構和穩增長的政策導向下，如何扼制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仍是難中之難。在對城鎮化充滿想象空間的歡呼之下，更應該警惕可能出現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