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從中國歷史看 幾乎沒有一個產業政策成功

張維迎（圖片來源：鳳凰財經）

鳳凰財經訊 7月5日-6日，林毅夫、張維迎、黃有光等國內外多位著名經濟學家及幾十位教授學者齊聚上海，紀念經濟學家楊小凱逝世十周年，探討經濟學專業領域的市場、產業與分工，同時，分析中國改革歷程與經濟前景。

研討會上，張維迎發表了題為“修正的斯密增長模型”的演講，張維迎強調在經濟發展中，企業家精神的重要性。只有企業家能夠發現不均衡，并創造不均衡。企業家通過創新，創造分工，分工擴大了市場規模，最終使社會財富增加。

“中國現在說產能過剩是什么意思？不是說我們人類欲望都飽和了。產能過剩的重要原因，中國的企業家仍然沒有把新增的財富變成新增的市場，還聚焦在原來的市場上面從事經營活動。”張維迎認為產能過剩是因為中國的企業家缺乏創新精神。

張維迎提到很多人相信產業政策，但他對產業政策一直持懷疑態度，從中國歷史看，幾乎沒有一個產業政策成功。

那么，在經濟發展中，政府應該做什么？怎么保護企業家的創新性？張維迎引用了亞當·斯密的話：“除了和平、輕賦稅和寬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個最貧困的國家變成最繁榮的國家，就不再需要別的什么了”。

張維迎認為，從推動創新發展來講，政府永遠是無能為力的。那政府干什么？政府就是就是怎么提供有效產權保護、提供一個法治環境，讓每個人都有思考的自由。如果一開始就否定人們擁有自由，不能提供私有產權保護，那我想這個國家是沒有希望的。盡管他短期內可以取得一定的進步。

以下是發言實錄：

張維迎：我1982年認識小凱，當時在西安開全國計量經濟學會，他在會上講他的分工理論，這給我印象很深。跟小凱交往之后，他對我后來的學術影響也很大，他把科斯的企業理論介紹給我，我組織翻譯成中文，第一次發表。還有很多新的理論，也是通過他才了解的，學到的。

下面我講修正的斯密增長模型，或者斯密-熊彼特增長模型。亞當·斯密理論有兩個重要的東西，一個是市場如何協調人的經濟行為，使得個人追求自身利益變成社會財富的增長力。第二個就是分工，如何提高勞動生產率。后來經濟學家放棄了第二個方面，專注于第一方面，就變成了我們市場均衡理論。我理解這就是毅夫剛才講的主流經濟學。但是后來經濟學家這么處理市場的時候，他們理解這個市場，或者我們主流經濟學理解市場，和亞當.斯密理解的市場不完全一樣。因為亞當.斯密這兩方面是不可分的。亞當.斯密的書的第一章講的就是分工。后來主流經濟學也在思考增長，所以我們就叫新古典增長模式，就是從要素的增長看GDP或者財富的增長。就是技術的進步，無論是外生的進步還是內生的進步，本質上都可以理解為是新古典的增長模式。這個模式，我想只是一個數量的堆積，本身沒有結構，沒有機制，就是這個資本怎么積累的。當然，我相信這對二戰之后各國采取經濟政策有重要的影響，就是人均生產率的提高，要靠資本的積累，這靠個人做不成，要有國家的力量進行積累。這是二戰后很多發展中國家采取的戰略。

斯密的增長模式很簡單。也就是國家的財富怎么增加，斯密答案很簡單，就是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每個人單位生產時間生產出更多東西，而這個靠什么？靠創新和技術進步。技術進步怎么來？就來自分工。小凱大量的工作在集中研究分工，怎么導致生產的提高。無論是內生還是外生的。分工又是靠什么呢？這就是市場，要市場達到一定規模。我們一般講市場規模，我要強調一下，不是我們現在講的內需。市場規模跟收入有關，跟人口可能也有關，但首先必須是市場。這是亞當·斯密的一個核心觀點。

倒過來講，如果市場規模越大，分工就可以越細。當然，這個觀點我想不是亞當·斯密最早提出的。最早中國的荀子就提出了這個問題，西方賽諾芬的經濟學也特別強調，市場規模怎么能夠導致分工細化。很簡單，比如說在一個村莊中，不可能有任何的專業人員，但是如果好多村并在一塊兒交易，那就可以出現分工。我們中國來講，我在農村時很多村子才有一個鐵匠、木匠，這樣才能養活他。資產規模越大，分工越細；分工越細，技術進步；創新就越快，技術進步、創新越快；經濟發展就越快，財富增加了，又變成新的市場。這樣形成經濟發展的正循環。

這里面有一個問題，就是思想本身是怎么出現的？分工是如何形成的？怎么就突然之間從沒有分工變得有分工了？特別是近代，分工如此之細，沒有一個產品是任何一個單獨的國家生產的。哪怕這樣一個講義，都不可能是任何一個國家單獨生產的，是全世界合作的結果。這是怎么出現的？

創新是怎么來的？我們生產率提高，要創新，創新怎么來的？亞當.斯密講的是不明確的，沒有答案的。

這個答案在哪里呢？就是一百年多前熊彼特提出的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精神在之前，比如薩伊的書里就很注重，但是真正把企業家作為經濟增長的一個核心，那就是熊彼特1912年的經濟發展理論提出的。

這樣的話，熊彼特的思想嵌入亞當·斯密剛才講的這樣一個大循環里，放在這個中間，這個中間意思是什么？資產怎么出現？資產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而是靠企業家發現的。企業家做的事不是說有一個市場，我滿足他。這個市場根本沒有的。比如我們現在微信，原來沒有，他就是企業家發現的。所有的這兩百年出現的市場，原來都不存在。比如方便面，沒有市場，就是企業家創造的。所以企業家首先要創造市場，要發現這個市場。分工怎么形成的？分工也不是自然而然的，我找工作，就有這個分工，分工都是企業家創造出來的。比如軟件，現在是很重要的產業，軟件就是比爾.蓋茨創造的。在比爾.蓋茨之前，沒有軟件。現在我們很多東西都是企業家創造的。如果沒有企業家，分工本身不會出現。

創新，就更不要講了，熊彼特主要強調企業創新，每個創新，都是企業家做出來的。而且創新跟分工之間有相互關系。沒有創新，分工就不可能。比如方便面，沒有方便面機器的創造，就不可能有方便面市場。因為按照我們過去的手工搟面，我認為是不可能養活得起這樣一個產業的。只有出現了機器搟面，機器壓面機之后，方便面才可以大量生產，才會有市場。

所以這兩個箭頭，應該是相互的。創新影響分工，分工再影響市場。技術進步，分工以后，導致勞動生產的提高，我們知道財富就增加了，每個人工作時間更少了，財富更多了。但這個財富本身，我非常同意剛才林毅夫講的結構的變化，勞動生產力不斷提高，一定造成結構的變化。我原來吃一斤糧食，以后吃兩斤，一百斤，不可能，會在種類和結構上有變化。但是這個結構的變化，財富怎么變成市場？仍然是企業家產生的。中國現在說產能過剩是什么意思？不是說我們人類欲望都飽和了。產能過剩的重要原因，中國的企業家仍然沒有把新增的財富變成新增的市場，還聚焦在原來的市場上面從事經營活動，那就出問題了，全世界都有這個過程。

回到黃有光教授講的，小凱講分工，我想小凱有一個問題，他總是想著把他的分工理論納入均衡理論的分析框架，我覺得這個本身是有一定的缺陷的。我們不僅市場在協調這個分工，其實企業家本身就是一個分工的協調機制。一個人選擇生產衣服還是生產糧食的時候，這個人都在考慮別人在干什么，絕對不會說閉一只眼睛隨便選擇生產衣服還是生產糧食。企業家不是馬克思描述成盲目的，沒有任何計劃的。我們做任何事情都有計劃，每個人都有計劃，但有一些人計劃得好一點，有一些人計劃得不好一點。我覺得要談協調，一定離不開企業家，如果離開企業家談協調，就不是現實的經濟真正的協調。我再強調一下，企業家每做一件事都是有計劃的，也許他判斷會失誤，但是我認為這就是他協調功能的來源。

但是我查了小凱的兩本書，索引里面沒有“企業家”三個字，但是正文里面有一些提到。我的意思是說，他對分工的認識非常的充分，但是對企業家功能的認識不夠充分。

企業家做什么？我總結兩件事，第一發現不均衡，發現不均衡是我們講的套利，按照經濟學家講的，均衡是沒有利潤的，只有不均衡才有利潤，企業家發現這個賺錢的機會，不斷的發現不均衡，慢慢走向均衡，再創造出不均衡。

比如說當年電腦市場都均衡了，當年電腦公司賺錢是什么？賺的是搬運工的錢。賣一臺電腦，賺的錢沒有賣天津煎餅賺得多。但這時候出現了蘋果，喬布斯就打破了局面，生產出平板電腦，完全打破了這個局面，這是企業家，或者從熊彼特來講，更重要的工作。第一個工作在傳統奧地利學派的企業家概念里面重要的，就是協調，就是怎么發現不均衡。熊彼特，創新了這個理論，企業家打破了不均衡比發現不均衡更為重要。現實當中這兩個經常攪在一起，沒有辦法嚴格區分。

熊彼特關于創新講了一些什么？其實這個講的都是發現，新的產品、新的技術，其實大家都是結構的變化。新的材料都帶來產業結構的變化，甚至新的組織形式，新的商業模式帶來的都是結構的變化，這是創新的含義。

再進一步我們說創新，這個結構怎么變化？這個新產品怎么出現？最初就是某些人腦子里面的想法而已，而且這個想法大部分人是根本不認同的，這怎么可能賺錢呢。但是就有那么一些人，我們叫做企業家的人，這個想法變成消費者愿意買單。1921年弗蘭克·奈特有一個書里面講，誰在預測消費者的需求，不是消費者自己，而是生產者，也就是企業家。我們有大量的例子可以來說明這一點，每一種新產品出來的時候，一開始認同的人都很少。黃有光教授剛才講金融的重要性，你在別人不愿意買單的時候，你相信他未來會買單，你會先墊錢，這個時候金融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舉一個例子，聯邦快遞這個想法是史密斯在耶魯上學時一個本科生的論文，這個論文的得分是C，C是剛及格，60分。但就是這個C的論文最后變成了聯邦快遞公司。所以我要強調這一點。

企業家不斷的發現、預測這些新的東西。我們說200年前，人類所有使用的產品，按照現在零售商統計是10的2—3次方，現在是10的8—10次方，我們今天使用的大部分產品，30年前都不會想到的，200年前我們更想不到。200年前如果誰預測人類農村勞動力降到10%、1%以下，那么這些人干什么？吃什么？不會想象到的。但企業家不斷把這個次方往上加，出現了我們整個200年的經濟發展。

我要稍微強調一下弗蘭克·奈特提到的，企業家在發現市場，創造一個新的分工的時候，他面臨的是什么？不是我們傳統講的Risk，而是uncertainty，這是弗蘭克·奈特將近一百年前提出的問題，現在仍然沒有解決，現在我們經濟學家講到Risk和uncertainty仍然不加區分。企業當中這個uncertainty和Risk不一樣的，Risk是有可以量化的，盡管是一個概率。這個uncertainty是不可量化的，沒有分布、沒有概率分布的，沒有任何統計或者概念。比如說硬幣，我們知道50%是正面、反面，或者我們大量的統計可以得出一個規律來，所有的uncertainty意味著沒有這樣的，你不可能靠過去的樣本指導未來。40年前任何的統計沒有辦法告訴比爾蓋茨未來軟件產業怎么發展。100多年前任何統計不可能告訴你汽車會怎么發展。同樣我們說今天也沒有任何統計能夠預測我們未來有哪些產業，這就是企業家的偉大之處。

弗蘭克·奈特研究說一般人最初處理的是什么？是Risk。保險公司為什么存在？就是減少Risk。但是只有企業家能夠面對這個uncertainty，就是靠人的一種想象力。企業家要判斷未來，就是一種主觀的想象，是一種自信。就是我們熟視無睹的東西他可以發現商機，這個我覺得非常的有意思。

所以我在這里強調，當時和小凱交流，小凱提出企業家的功能服務不能直接定價，所以要企業。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拐點。為什么不能定價？就是一個想法沒有辦法用統計驗證的。如果人家相信了你以后，你就沒有辦法賺錢。不相信，你也沒有辦法賺錢，所以自己操手來做，做出一個東西，最后有人買單，你就賺錢了。當然了，所有企業家的預測都面臨著大量的不確定性，你可能完全預測是失誤的，谷歌背后死了一大批企業，這就是說你有很大的這種持之以恒，跟一般人不一樣，企業家可能不是一般人。

現在好多人提大數據，你看每個消費的信息全都有，不需要抽樣了。但是我要告訴你，大數據沒有辦法代替企業家，大數據不可能創造你需要的東西。凡是能夠用大數據解決的問題，都不是企業家關心的問題。這一點非常重要。

企業家能不能數學化？這是最難的。我現在持悲觀的態度。包括鮑莫爾，試圖模型化企業家，他90多歲了，仍然在做這個工作，但是根據我剛才講的這些東西，人類有這樣一種精神，是人類發展最重要的，但是人類沒有辦法真正把它模型化。一旦這精神都可以模型化，這種精神已經毫不重要了。因為他就變成了一個日常的工作了。

如果我前面講的有道理，那企業家本身，人類從古到今都有這個精神的。司馬遷《貨殖列傳》就舉了30多個企業家的例子，當然他們都是套利的企業家，像子貢等。什么樣的制度，才能保證這些人出現？這才是最重要的。有三點。

第一個，自由。人要有自由，沒有那么多框框。但是人在地上走的時候，懷特兄弟在想，怎么飛上去。而大部分人都是循規蹈矩的。所以必須心靈是完全自由的。如果心靈不自由，很難想象會出現特別偉大的企業家。

第二，預期穩定。企業家創新需要時間，沒有一個創新像套利一樣，今天晚上買，第二天早上就賣，都需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如果不能預期到未來成功以后享受成果，不會做創新的。

第三，就是產權保護。沒有私有產權保護，可能不會出現創新性的企業家，但是我相信會出現一批套利性的企業家。比如以前農村農民工社時期，頭一天晚上天黑了，偷偷買一點東西，第二天晚上賣了，發現的時候他已經交易完成了。但是創新不可能偷偷摸摸完成，因為不確定性非常大。

亞當.斯密講，“除了和平、輕賦稅和寬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個最貧困的國家變成最繁榮的國家，就不再需要別的什么了”。就是你有了這些東西，有了和平、司法制度，稅收不要太高，有企業家精神的那些人就會出來，他會發現市場、進行分工、創造技術。

最后一點，就是產業政策。現在很多人相信產業政策。我一直對產業政策有懷疑。為什么呢？產業政策建立在一個假設之上，就是政府官員比企業家更有能力判斷未來。這個假設，我覺得完全不成立。中國歷史看，幾乎沒有一個產業政策成功。當然政府有一些東西，發達國家有一些很成熟的東西，沒吃過豬肉也見過豬跑嘛，學人家一點，像煉鋼、造船早期人家都是很成熟的產業。中國不能老是停在發展中國家，不能總是靠拷貝、山寨別人的去發展。

最典型的，我們看過去幾年光伏產業，光伏是企業家發現的一個產業。政府一旦認定這個產業好，就大規模的扶持，結果搞得一塌糊涂。如果政府不扶持，有些企業活了，有些死了，這個產業就比較健康。

從推動創新發展來講，政府永遠是無能為力的。那政府干什么？政府就是就是怎么提供有效產權保護、提供一個法治環境，讓每個人都有思考的自由。如果一開始就否定人們擁有自由，不能提供私有產權保護，那我想這個國家是沒有希望的。盡管他短期內可以取得一定的進步。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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