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治療銀行這一“弱勢群體”

一提到中國的銀行，一般大家想到的差不多都是五大國有商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交通銀行），如果說這類企業是弱勢群體，那中國還有什么樣的企業不是弱勢群體？如果從國有銀行的“口碑”和面對的市場挑戰來說，確實存在一定的輿論和競爭壓力，但相比民營銀行的“微弱”，以及民營企業面對國有銀行時的“仰視”，無論站在什么角度，至少可以說包括建設銀行在內的五大國有商業銀行絕對不是弱勢群體。

實際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張建國3月4日在全國政協分組討論時所說的銀行是弱勢群體，并非只是一句玩笑話。從另一個側面也能說明五大國有銀行正面臨的一些陣痛，更顯示出其“脆弱”和值得同情的一面。但只能“同情”嗎？

五大國有商業銀行在中國金融系統當中扮演著非常復雜的角色，可以說五大國有商業銀行的發展史，實際上也代表了中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改革開放史，這些銀行一方面是保證國家金融安全，以及推進金融制度改革的承擔者，另一方面又是市場化改革的落腳點，所背負的不僅有市場包袱，更多的還存在政治包袱。目前看，五大國有商業銀行在中國金融貨幣市場享受著巨大的主導權和話語權（有人甚至稱中國工商銀行為中國第二央行），也就相應的承擔著巨大的改革壓力和社會義務。

矛盾點在于，如果沒有從根本上降低五大國有銀行在整個中國銀行業當中的比重，無論如何改革，國家和市場都無法擺脫對五大行的依賴，也就增加了五大行的責任和義務，就會出現越改革五大行壓力越大而市場越不滿意的尷尬情況。目前看，五大行年度凈利潤占整個銀行業總利潤的70%，五大行在執行國家貨幣政策、釋放規模信貸、支撐國有企業運營等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要真正降低五大行在中國整個銀行業當中的占比，所牽扯到的改革已經不是利率市場化及銀行本身的改革。

兩會上建設銀行行長張建國不僅說出了“銀行是弱勢群體”這樣讓總理和周小川都發笑的話，也提到了諸多實際問題。在談到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亟待強化風險管控能力時，張建國提到，“要強化國有企業預算約束，增強利率敏感性。要弘揚契約精神，營造誠信環境，強化民營企業信用約束和社會責任，對惡意逃債、賴債行為加強法律制裁。”這句話非常關鍵，國有企業由于存在政府兜底的問題，對利率不敏感，利率市場化很難實現資金的“最優配置”問題，而民營企業信用約束有限，惡意逃債、賴債現象也是銀行業非常擔心的問題。這兩個問題又牽扯到國有企業改革和建立法制、信用體系等的問題。

說中國的銀行是弱勢群體，不管是出于行業領域對國家的撒嬌，還是銀行業真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這些都不是問題的關鍵。2008年的時候，美國次貸風波讓整個美國銀行業面臨崩潰風險，美國政府不得不出手拯救美國銀行、花旗銀行等多家商業銀行。如果中國銀行業真的出了問題，那就不是銀行業自己的問題了，整個社會所承擔的代價更大，遠遠高于一個銀行行長所承擔的風險（行長最多是辭職而已）。因此，與其說中國的銀行是弱勢群體，不如說中國整個金融系統還比較弱、經濟結構還比較落后。

那么中國銀行業的問題就只能等嗎？非也！

過去對銀行業的改革以為是利率市場化等的問題，利率市場化真的能解決五大行躺著賺錢的問題嗎？事實是，隨著利率市場化的推進，五大行在整個銀行業凈利潤當中的占比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五大行凈利占A股公司總利潤逾四成。另外如果說站在銀行業壞賬、風險控制等方面警示銀行業風險，那就上當了，因為目前沒有任何一項數據能夠說明五大行存在比國際銀行業平均風險更高的數據，壞賬率不到1.2%，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230%（也就是說每一塊錢的不良貸款，現在銀行已經準備了2.3元錢放在前面，即使這一塊錢一分錢也收不回來了，還有1.3元的富余），正如政協委員、工商銀行原行長楊凱生所說，這種情況下看空中國銀行是沒有道理的。

因此，解決中國銀行業的問題，尤其是五大行“過大”的問題，在肯定市場化改革作用的前提下，必須要有一定的措施來扶持五大行之外的商業銀行體系，尤其是中小銀行、民營銀行和互聯網金融項目，從最終結果上要以降低五大國有銀行的市場占比為目的。如果沒有一個絕對化目標，五大行問題無解、中國金融系統改革也將更加無著眼點。

辦法之一是，無論五大行有多少資產規模、發展空間如何之大、對國家金融意志和實現人民幣國際化有多大幫助，都必須采取戰略性市場化管控措施，首先想辦法降低五大行在整個銀行業領域的利潤占比，至少要降至40%（目前是70%）。降低五大行利潤占比最直接的辦法就是要允許“存款搬家”，監管層對“存款搬家”不能存在偏見，對“存款搬家”要有較大的容忍度，否則諸如推出存款保險制度等，最終受益的并非民營銀行、民營企業等，而是更加抬升了五大行的吸儲能力，也就更鈍化了國企對利率的敏感性，而民營企業因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逃債和賴債行為也很難有所改變。

簡單粗暴的來說，如果沒有降低五大行在銀行業當中的利潤占比等這個前提，諸多看上去很有技術操縱性的措施，反而在繼續強化五大行的優勢和地位，結果就是五大行不僅可以說自己是弱勢群體，還有可能以此永遠的在高利潤、低風險、少貢獻的情況下一直“弱勢”下去。然而，這種“弱勢”帶來的風險最終卻由全社會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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