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金如此之充裕，流動性如此強大，信貸投放和資產價格出現高峰則無可避免。資產主要包括了房地產、股市和匯率。人民幣匯率上升導致結匯高峰，使銀行非存款性流動性資金大幅上升；房地產可因宏觀調控因素受到部分抑制；股市必然地吸納了更多資金。這種以顯著供求關系支撐的市場縱使短期走強，也極易集聚泡沫并積累風險，一旦預期改變即可能形成超調并引發震蕩，將風險傳導至金融體系的其他環節。

流動性過剩雖有諸種直接原因，其折射的正是中國經濟發展失衡的本質，而過剩出現又反過來加劇了經濟失衡。上述流動性過剩使信貸投放過高，資金價格下跌，加劇了投資率攀升的局面。中國近年來投資率不斷攀升，已經占到GDP近半，遠超多數國家20%的水平，甚至超過了戰后日本高增長時34%的水平。投資率過高意味著消費率過低，也意味著資金密集型企業更多取代勞動力密集性企業，其直接結果就是勞動者收入增長放緩、消費疲軟、收入差距加大和通貨緊縮。

至于經濟發展的外部失衡更為人熟知：長期以來依靠沿海地區出口產品已經增加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加劇了貿易摩擦。由此形成的高額順差和外匯收入盈余，也是流動性泛濫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過，無論流動性泛濫的現實，還是經濟發展失衡的本質，都源于中國經濟的體制性疾患。為防止其負面影響過大，以“保守療法”治理亦可收一時之功。但唯有通過大刀闊斧的改革尋求制度演進之路，才能收到治本之效。

無論從哪一層次看，當前經濟形勢較好，正是深化改革的良機。例如解決經濟發展失衡要求轉換增長方式，加速政府改革，政府必須放棄不該做的事情，著手做該做的事情，而當前資金充沛正成政府改革助力；又如應對流動性過剩需要加快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流動性過剩本身又有利于放開存貸款基準利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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