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揚：亞投行是一次亞洲行動 美國反對不理你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

編者按：中國的影響力在最近數十年里不斷擴大。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以及400億美元的絲路基金，這一切，正在改變亞洲各經濟體的角色地位,重建亞洲金融新秩序。自二戰結束起，由美國精心設計的全球國際經濟秩序，已經存在了七十年。今天，這個曾經看似牢不可催的結構正面臨著巨大的改變，中國正在建立新的影響力渠道來彰顯雄心。

而中國的“走出去”戰略，其計劃將會如何布局，其撬動國際金融新秩序的雄心將會面對怎樣的角力，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又會作何反應，這一切都吸引了外界的目光和熱議。

鳳凰財經在2015亞洲博鰲論壇期間推出“撬動全球金融新秩序”系列策劃，采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

鳳凰財經：亞投行和一帶一路戰略在博鰲論壇首日成為最大的話題。現在能夠說，這彰顯出中國試圖重建一個主導者的角色，建立經濟新秩序、撬動全球經濟的野心嗎？

李揚：我說幾個我感興趣的看法跟大家分享。第一，大家恐怕應該注意到，就是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里面有一段話，他說我們是合作共贏理念的踐行者，是全球經濟體系的建設者，經濟全球化的推動者，這個話非常有激情，和以前對比一下。以前我們說我們是全球參與者，那么一個是說你在過去中國是在邊緣上，聚光燈打不到我們，所以你談什么建設者、推動者，那是白談，談的也沒有根據。

不是“主導”，我們至少有我們的聲音，有我們的訴求，也有我們的理念，希望全球來建設。在我看，亞投行、一帶一路、金磚銀行、絲路基金等等，這些都是體現了中國的戰略調整。不能說是非常重大的轉變，但的確是個戰略調整，這個調整我覺得是值得關注的。但是有好事者可以說中國如何如何，要引導世界，我覺得還沒到那個時候，但是我們要尋求與我們經濟實力，與我們五千年文明歷史相稱的一個發言權，這是第一點，觀察亞投行以及今后的很多事情，這一點我建議大家牢牢的記住。

鳳凰財經：英國、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等歐洲大國加入亞投行的決定，都有哪些方面的考量？

李揚：這也是我要分享的第二點。亞投行所以獲得這么多的關注和積極響應，應該說我們始料不及。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當今全球經濟不太好。拉加德的說法是，現在世界經濟處在“新平庸時期”，新平庸是一個很消極的說法。那么亮點在哪里？在亞洲。歐洲，在較長一段時間里，我們看不出它如何走出來。美國也是陰晴不定。

對亞洲來說，制約其起飛的主要因素還是經濟因素。這一點中國深有體會：要想富先修路，路就是最主要的基礎設施——要想成長，要想起飛，先完善基礎設施，這是中國的經驗、別的國家的經驗，反復證明的。

現在制約基礎設施建設的因素主要就是錢。它沒有資金，廣大的亞洲國家，還處在中國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的經濟水平。此時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我們有責任在這些方面做出一點貢獻。中國能貢獻的是我們的經費、資金，我們強大的施工能力、非常完善的管理經驗，這個是我們能做得到的。

所以發達經濟體紛紛加入。第一個響應的英國很清楚，亞洲依然主宰著二十一世紀的全球經濟發展，如果基礎設施這個瓶頸如果能得到有效的緩解和發展，整個亞洲的成長能力將會是巨大的。

鳳凰財經：亞投行主要著眼的還是亞洲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這對于非區域內的歐洲國家來說意味著？有種說法是，歐洲已經把亞投行看做了人民幣國際化的新戰線。

李揚：歐洲國家的參與，意味著他們的資金、技術、設備都可以參與進來。

你說人民幣國際化，亞投行確實是在改變世界格局，尤其是金融格局。我用一個專業長期的研究成果跟你交流一下。

世界上200多個國家，我們分區域大概是有三塊：一塊是歐洲，一塊是美洲，一塊是亞洲，三個差不多就覆蓋了全球的GDP可能95%甚至更多一點。這三部分中，亞洲的經濟總量是最大的。經濟活動是如此，按理來說金融活動應當和它對稱。然而現在的情形卻是一個不對稱的結果：首先說美元，它在全球的交易，儲備占比和美洲GDP占比相比，它大得多——它超出本地區的需要，在區域外他是有影響的；歐洲基本持平；然而亞洲國家，全部都是美元化的。

從全世界來看，一共有十萬億的外匯儲備，大部分在亞洲地區——中國就占了四萬億。美國有幾百億的儲備，歐洲400億，而我們有四萬億。我們需要把大量的資產放在處理貨幣問題上，經濟發展就受制。而且我們看亞洲地區的區內貿易占比也是非常高的，交易都用美元這樣一個區外的貨幣，當然儲備就會有很多。

所以亞洲國家的匯率問題就成了美國人的指責對象：手頭拿那么多美元，貿易基本上有利于我們，所以“操縱匯率”“外匯傾銷”這個帽子永遠會帶在我們頭上，這種狀況必須改變。

怎么改變？亞洲貨幣金融要合作。二次大戰以來，亞洲根本就沒有合作過。稍微有一點合作的跡象，有一點苗頭和動機，就會被別人打壓。比較近的是1997年日本提出要建立亞洲基金，美國馬上反對。我們現在搞亞洲基金，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我們講亞洲基金組織和它抗衡。

鳳凰財經：所以這一次亞投行，美國目前也一直持強烈的反對態度。美國擔心這個由中國主導的貸款銀行的崛起，會削弱其地位。

李揚：是的一定會反對，因為亞投行可以說是，在我們歷史上第一次亞洲共同行動，不理你。

鳳凰財經：亞投行對現有的國際金融體系，會造成怎樣的影響，或者說帶來哪些改變？財政部長樓繼偉剛剛表示說，亞投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如亞開行更多是合作、互補的關系，而不是競爭的關系。

李揚：亞行現在也比較積極，IMF的態度也算是正面。他們也都清楚地看到了形勢的變化。風向已經開始向亞洲在轉了。包括那些積極加入的國家的態度也是如此，他們都非常的聰明。利益驅動之下，誰不先進來誰就會痛失良機。

鳳凰財經：樓繼偉部長也提到，西方一些機構的規則制定不是最佳的，需要進一步改革。一些比較官僚主義、繁瑣的做法，我們并不認為是最佳的。

李揚：不光現在的，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都很官僚的。很多事項的決策都需要經過好多的程序，可很多大時間仍然解決不了。也存在效率不高的問題。此次亞投行，其實藍本是我們的國家開發銀行，類似這種機構。

鳳凰財經：但是如果類似國家開發銀行會不會又陷入另外一個問題：作為政府注資的“類政策性銀行”，亞投行應該如何避免成為政策扶持性的銀行，保證其盈利和商業的可持續發展？

李揚：這是外界對國家開發銀行的誤解。從商業標準來衡量，國家開發銀行是中國最好的銀行之一。從上個世紀末開始，距今十幾年了，國開行每年堅持用國際標準，請國際上的會計事務所給他做審計。曾經有調侃的話說，國開行要求它的信用等級要高于我們國家的主權信用等級——是優良到這種程度。

所以說，這個事情就是說長期投資，我們所謂的政策性業務，是可以商業，可持續的。

我們有商業可持續的經驗。把投資對象定位在基礎設施，就比較容易懂了。經驗告訴我們，資金投在基礎設施上不會吃虧，只不過存在收益時間長短的問題。于是你就要有比較好的財務安排，能夠覆蓋這個周期。

我研究過國開行的投資模式，比如說在上個世紀末，投發電廠，投路，投鐵路都是不賺錢的，那是因為上個世紀末，亞洲金融危機等原因，加之國內當時也比較低靡，但是亞洲當時國家開發銀行因為國家有責任，它就投了，這之后時機轉過來，中國年均增長12%。不良資產也變成優良資產了。

另外，我們國家開發銀行的另外一個經驗，就是它的融資模式。這必須是個長期資金來源，正如我剛才所說，從投入到收益回報這個時間，周期是挺長的。我們國開行的又一個經驗就是，它資金來源很長，長到能夠覆蓋好幾個周期。這對中國來說是可以的。所以我們這樣一種都是我們很好的安排。（張鳳嬌 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