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九連跳”：我們的現實我們的痛

2010年05月17日 03:05第一財經日報【大中小】【打印】共有評論0條

編者按：

如果一個人連死都不怕，那還有什么更可怕的呢？一個自殺現象發展到了“九連跳”，就不能不說是個嚴重問題了。這個問題我們已經沒有辦法去問那些已經跳下去的富士康員工，但我們可以向社會求解，向他們工作的企業求解，向和他們一樣還在流水線上勞作的工友求解，向我們的產業發展模式求解，向我們的心靈求解……

他們的生命在瞬間結束了，但留給我們的反思遠沒有停止。在人口紅利被過度透支利用、依賴低廉勞動力的發展模式已不可持續的今天，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和定位今后的發展模式。更重要的是必須明確選擇發展模式所要倚重的價值標準：是以利益為核心，還是以人的價值為導向？是在致力于為眾多外來投資者創造巨額利潤，還是在為中國探索一條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現場直擊：富士康沒能阻止第九跳

李娟

5月14日，當大多數人還沒有從聳人聽聞的“八連跳”中緩過神來，全球最大的代工企業富士康科技集團還是發生了殘酷的“第九跳”。和之前稍有不同的是，在事發現場發現一把帶血的匕首，死者身上有四處刀傷，在宿舍7樓樓頂發現有血跡。警方勘查現場后排除他殺嫌疑，確認死者屬自殺身亡。

在“第九跳”發生后的第二天下午，5月15日，《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看到，就在“第九跳”發生地宿舍的樓下，正在舉辦一場類似“快男超女”的卡拉OK海選，很多20歲出頭的男女圍在一起觀看，不少表情略帶羞澀的工人在很多人面前大聲唱著歌。

這幢樓已經恢復了以往的狀態，樓下有熙熙攘攘的人群，很多工人坐在旁邊休息，喝飲料，還有一些工人在旁邊觀看露天的一些節目，跟往常的任何一個周末一樣，喧囂而平靜。

記者在福華宿舍“第九跳”的事發現場看到，從一樓和七樓頂樓的情況來看，現場已經被打掃干凈，沒有找到任何血跡。記者來到該幢宿舍的七樓樓頂，進入天臺之前，有一塊警示牌：“天臺禁區、樓高危險、請勿進入”，對面是另外一座龐大的宿舍樓，樓下有小賣部，還有水果超市，在七樓樓頂平臺周圍，有一米多高的欄桿，必須翻越欄桿才能跳下去。

據了解，死者姓梁，所住房間內共有八人，這名安徽籍男子是在去年11月進入富士康從事一線工作，但宿舍的很多人對他并不了解。

這和其他跳樓事件有不少相似之處，1月份跳樓身亡的馬向前的一個舍友表示，宿舍的人很少交流，因為兩班倒，大家很少見面，他來了7個月，從來沒和舍友出去玩過。如果是白班的話，他一般晚上8點鐘下班，8點半左右回到寢室，沖完涼，不超過11點鐘就睡覺。

不僅如此，“第九跳”死者生前所住的四樓多間宿舍工人表示，并不清楚此事。從警方掌握的情況來看，他是自殘后跳樓身亡。

從2010年上半年的富士康員工“九連跳”系列自殺事件來看，這些當事人出生在1986年~1992年，也就是在18歲~24歲之間，入職時間不到一年。

富士康集團媒體辦主任劉坤對此表示，富士康集團正在改善和檢討自身管理，同時也正在做很多工作，幫助員工穩定情緒。

在富士康今年的第十場勵志交流大會上，記者注意到，有一個游戲，如果能說全一個宿舍的舍友名字的，可以拿到獎金，這個游戲遭遇到一些尷尬，遲遲都湊不齊三個人來參與這個游戲。此前，富士康工會在開展心理輔導講座時，曾做過類似的舉動，要求有工人能說全自己室友的名字，便獎勵1000元，同樣，絕大部分人答不出來。

勵志交流大會上有一個節目改編于富士康員工身邊的一個真實故事：一個女工和一個男工談戀愛，懷孕，然后被男工拋棄，隨后發現男工有了新女友，這個女工無望后準備選擇死亡，在最后關頭被救了下來。記者注意到，在女工幾乎陷入絕望在臺上歇斯底里哭泣的時候，不少新入職的員工也隨之開始抽泣，這是唯一一個從第一場演到現在，每場都有人哭的節目。富士康目前為止跳樓的幾個女工中，或多或少有感情糾紛。

盡管富士康對此做出很大努力，但并未能阻止“第九跳”的發生，記者了解到，富士康也有不少娛樂設施：游泳池、健身房、運動場、咖啡廳、網吧。不僅如此，富士康集團還在絕大部分廠區、宿舍、食堂等公共場所裝有IPTV電視，除了有集團電視臺，還有雜志社和社團組織。

但這一切沒能有效阻止富士康跳樓事件的發生。從4月份開始，富士康就通報所有員工：任何職工只要發現身邊的同事情緒異常，便可通知心理醫師或者部門主管。若情況屬實，公司獎勵200元。

深圳市總工會副主席王同信對媒體表示，墜樓事件連續發生暴露富士康在管理方面存在漏洞和不足，王同信也說，墜樓事件所涉員工均為“80后”、“90后”，大多入職時間不長，面臨工作和生活的較大壓力，適應社會缺少經驗。

與此同時，在深圳龍華鎮東環二路富士康科技集團南門口，盡管將近30攝氏度的高溫，求職者還排著長隊在報名，在年后招工高峰期的時候，求職工人熱情高漲，從凌晨就開始排隊，每天人數超過2000人，不得不拉起警戒繩來維持秩序。

我們的痛

錢蕾

記者李娟在第一時間給我發來“富士康九連跳”的消息，我用iPhone手機和她溝通，并把這一消息傳到該去的地方，借助iPhone出色的上網功能和良好的操作界面，我順利地處理了這一新聞。但在退出iPhone的那一刻，一種莫名的罪惡感揮之不去：也許我手里的這部iPhone就是在深圳那家企業生產的，那一個個從樓上跳下去的鮮活生命，他們曾經留在流水線上的工作印記或許就被封在這部冰冷的手機里。

這部過去5年內已經賣了6000多萬部的全球最酷手機的商標是蘋果，雖然它和美國蘋果公司的其他產品一樣，由中國的代工企業富士康生產。但蘋果公司2009年的利潤是90億美元，員工卻只有1.8萬人。而富士康國際2009年利潤為3900萬美元，員工人數是11萬(此為上市公司數據)。

蘋果委托富士康加工的產品，能獲得約45%~55%的市場毛利，當然，它需支付品牌和市場營銷費用等等。富士康獲得的只是其售價6%的加工費，它用這6%支付場地、倉儲、運輸、水電、人工、管理等開支。其實，在富士康還沒開工之前，這個全球分工游戲就決定了富士康必須以低成本優勢才能分到全球產業鏈上“制造”這杯羹。富士康模式是我們的痛，也是我們的現實。

貼牌到底是機遇還是陷阱，這是中國經濟界一直在爭論的話題。但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是：中國生產著世界貿易市場80%以上的筆記本電腦，一半以上的手機，70%以上的服裝機械，50%以上的服裝，70%以上的玩具、襪子、眼鏡，80%以上的電子鐘表，40%的化纖，一半以上的鞋和床上用品，三分之一的家具以及大部分的小五金。全球三分之一的貨輪在運送中國生產的商品，中國需要的能源、糧食及工業原料，所以中國還生產了世界35%的煤炭、50%左右的水泥和鋼鐵。

但這種驚人的生產能力，在消耗了大量能源、創造了天量GDP的同時，卻沒有帶來另一個我們想看到的結果：讓參與全球分工的工人也都變得富裕。也就是說，中國工人的勞動讓國家已經變得富有，還帶動了世界經濟的發展，但工人本身并沒有分到應得的回報。這是我們在發展過程中必須付出的代價嗎？當然，現實地講，貼牌是中國發展的必然階段。全球化趨勢下的經濟細分，確實讓貼牌成為中國迅速擴大經濟總量的一種不錯的選擇。但一個更現實的問題是：我們已經貼了20年，我們可以一直貼下去嗎？我們愿意一直貼下去嗎？我們能夠永遠以“成本優勢”去“招攬生意”嗎？

經濟學家羅默提出的“內生經濟增長學”認為，一般商品的生產，隨著規模的擴大，收益終要遞減。唯有知識的生產是例外。羅默認為，現代社會里，國民財富增長的最大動力不再是資源和人口的增長，而是知識的增長。按這一理論，貼牌模式是不可持續的。這種模式更加可怕之處在于，它讓我們在國際領域失去產業主動性的同時，卻逐漸讓對手變得強大，而這反過來進一步擠壓我們未來的產業生存空間。它帶來的另一個負面效應是，在中國人還沒真正變富的時候，卻已在世界范圍成為貿易上的眾矢之的，中國已成為世界反傾銷投訴的最大受害國。

在缺少核心技術的情況下，我們該如何建立自己在產業領域的優勢、獲取與國際企業平等對話的籌碼？這是眼下中國必須思考的一個現實問題。其實，有時在經濟學上看上去無解的命題，只要站得再高一些，站得再遠一些，可能就不難找到答案，這涉及選擇發展模式時所應遵循的價值觀：是一切以利潤為核心，還是以人的價值為導向？是在致力于為眾多外來投資者創造巨額利潤，還是在為中國探索一條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世界并沒有只留給中國這一條路，我們付出的代價已經太多。也許，我們已經走得太遠，需要回到原點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