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資料圖）

徐以升 鄧守亮

不能因為對“規范”一詞的不同理解，就放棄了對“灰色收入”問題的解決。在談及此次全國人大最終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將“規范灰色收入”一句刪掉時，王小魯認為，推動灰色收入問題的解決是中國面臨的一項重大戰略問題，不能僅僅因為對“規范”一詞有不同理解而影響了戰略性問題的推進。

王小魯任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2007年他發表了一篇報告，論述2005年中國居民有4.8萬億元之巨的收入被遺漏統計，而這被遺漏的收入中，估計大部分屬于灰色收入。他指出，巨額灰色收入的存在嚴重擴大了中國的收入差距。

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王小魯指出，有一些跡象顯示，灰色收入的規模仍在繼續擴大。解決這個問題，是解決收入差距過大問題的一個關鍵。他指出，政府工作報告初稿提出了解決灰色收入問題，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呼聲。他認為，對原稿中“規范”灰色收入的提法，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看法，是不奇怪的，說明了這個問題的復雜性。

要碰“灰色收入”問題

第一財經日報：“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最終把“規范灰色收入”的提法刪除，作為多年研究灰色收入問題的學者，你怎么看這次政府工作報告對待灰色收入問題的變化？

王小魯：在3月5日溫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規范灰色收入”的時候，我感到這意味著政府下決心去碰這個問題了。

過去幾年我對中國國民收入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研究發現，和官方統計數據相比，我國居民收入有很大幅度的低估。這是常規統計調查無法調查到的部分，其中大部分可以稱為灰色收入，也包括相當數量的非法收入，只是說不清楚到底有多大。這扭曲了國民收入分配，擴大了收入差距。巨額的灰色收入問題，已經日益固化為一定的既得利益。

在經過“兩會”的審議，以及這段時間媒體的廣泛討論之后，最終“規范灰色收入”這幾個字被拿掉，這說明這個問題的確是很復雜的，大家雖然對解決這個問題有高度的期待，但在如何清醒地認識這個問題上還沒有形成共識。而且可能也說明在解決這個問題上有很大阻力。

日報：從“兩會”代表委員的審議討論，以及媒體的討論來看，引起了廣泛爭議的是“規范”兩個字，相反大家對“灰色收入”問題討論得比較少。認為用了“規范”，是試圖將非法的、灰色的收入合法化，并提出了修改“規范”用詞，或者直接刪去“規范灰色收入”的建議。你怎么看大家對于“規范灰色收入”這個提法本身的爭議？

王小魯：對“規范”用詞的質疑，我完全能夠理解。很多人認為，灰色收入本來就是不合法的，實際上就是非法收入，來源不是貪污就是受賄，現在要規范，不是等于合法化嗎？從這樣的角度出發，質疑“規范”的用詞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但問題在于，之所以稱為灰色收入，本身要么是法律沒有清楚的界定，要么是雖然在概念上能夠界定，但在實踐上無法準確地認定和鑒別，因此就出現了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間的中間地帶。一旦界定清楚了，也就不會有大量灰色收入了，它要么是合法的，要么是非法的。這背后是中國轉軌改革過程中，由于改革不到位，制度不完善，存在許多漏洞，這才造成了有大量人參與的、規模巨大的灰色收入。只有推動制度上的變革，才能改變這種狀況，而制度變革本身，就是要建立規范，把法律、制度上有漏洞的地方界定清楚，該是合法的合法化，該是非法的認定為非法。還需要解決靠什么手段來落實，不要讓法律制度變成一紙空文。這就需要通過非常艱巨的制度變革，來推動中國灰色收入問題的解決。這絕不是簡單的遣詞造句的問題，也不是說取締就能夠取締的。關鍵在于有沒有行動。從這個角度講，我認為使用“規范灰色收入”的詞語也沒有什么不合適，當然要解釋清楚，說“規范”，并不意味著要把非法的規范為合法的。

對于“規范灰色收入”問題，我認為核心是開始應對“灰色收入”問題，這是戰略問題。至于用什么概念去描述，這是戰術問題，或者只是技術細節問題，這樣的討論，應該服從于戰略大局，決不應該因為遣詞造句的問題，影響了這一戰略布局的推進。

規模有多大？

日報：我想你能重新幫我們梳理一下，灰色收入問題到底有多大，為什么是一個戰略問題。

王小魯：關于灰色收入的規模問題，我在2007年發表過一項研究，推算了2005年的灰色收入規模。結果很讓人震驚：根據統計數據計算，全國居民收入只有8.7萬億元，而我的推算結果是可能高達13.5萬億元，后者比前者多出4.8萬億元。這些“隱藏的收入”絕大部分來自高收入階層。這部分不愿報告的隱性收入，大部分應當歸為灰色收入。

目前我們還在繼續研究這個問題，有些結果還要一些時間才能形成。但根據現有的一些信息所做的初步估計看，目前的居民收入中“隱性”部分的規模比上次的估算更大了。

日報：是通過什么渠道，讓什么人獲得了灰色收入呢？

王小魯：獲得灰色收入最多的是和公共資源有關的人和各種利益群體。

例如在管理不善的情況下，公共資金可能流失；又如手中擁有各種審批權力的這部分官員，如果缺乏有效監督，就有可能通過權力尋租，并給他帶來灰色收入。這些嚴格說來可能主要是非法收入，但你沒有辦法認定。再如土地、礦產資源等等，在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都有可能給參與開發、分配的人帶來非正常的超額收益。

還有的灰色收入，是由合法的收入轉化而來。比如有人因勞動獲得報酬，但他想偷稅，就把合法的報酬“灰色化”了。當然也有這種情況，因為稅負過重或不均，增加了合法收入的逃稅動機。這也需要通過稅收制度調整和改革來解決。

綜合來看，灰色收入的來源主要包括：財政和其他公共資金的流失；金融腐敗導致的信貸資金收益轉移；由行政審批、許可、監管權力產生的錢權交易；土地收益的流失，以及壟斷性行業的壟斷收入等。在我的2005年研究中，這部分估計占了4.8萬億元遺漏收入的一多半。

日報：灰色收入不是全民都可以拿到的，大多數人是拿不到的。那么，如此巨額的灰色收入肯定會擴大收入差距。

王小魯：是的，這是灰色收入問題與收入差距直接相關的原因，而且反映了不公平的收入分配?；疑杖霐U大了高收入與中低收入群體的差距，有些人也許是因為獲得灰色收入才變成高收入群體的成員。

在我2005年的研究中，推算城鎮最高和最低10%收入組之間的收入差距是31倍，而在統計局原有樣本中兩者的差距只有9倍。全國層面最高收入10%和最低收入10%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在55倍左右，而不是統計顯示的21倍。

日報：學術界鮮有對灰色收入規模的測算，你的研究出來至今，在各方有沒有什么反饋？

王小魯：從2007年我發表報告至今，出乎我的意料，許多人贊成，也有人質疑，但是至今沒有聽到有根據的反對意見。我接觸到的學界、政界和普通老百姓，大部分人認為這個結果和生活中觀察到的現象是基本一致的。

當然，這個領域涉及問題如此巨大，我的這些研究僅僅是很初步的，還需要更多的人參與研究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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