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前，美國和中國簽署了《上海公報》，恢復了兩國中斷二十多年的關系。如今的中美關系已是前所未有的熱絡。3月7日至8日，美國財長保爾森上任7個月以來第三次訪華，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佩斯于3月22日隨后對中國進行了為期4天的訪問。緊接著，4月3日，中國海軍司令員吳勝利抵達華盛頓對美訪問。而5月底，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又將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如此頻繁的訪問與交流，是中美關系深度與熱度的一個印證。與此同時，3月30日，美國商務部宣布，對中國銅版紙征收反補貼稅的初裁決定；4月10日，美國貿易代表宣布，將兩項與中國有關的知識產權爭議提交WTO。而在此之前，美國對華政策與美國國內政治學術研討會暨第12屆中美關系史研討會于3月24日至26日在浙江工業大學舉行，在中美關系史研究會會長陶文釗研究員及會議的主辦方浙工大外國語學院副院長黃會健教授的幫助下，觀察記者儲昭根邀請了5位著名國內學者，讓他們從多個視角、更宏觀角度來一一點評中美關系，以便能夠對中國當今最重要、最復雜的雙邊關系——中美關系有一個深入細致的了解。

從歷史角談中美關系

觀察記者：中美關系的歷史一直充滿著恩恩怨怨。鴉片戰爭后，美國用軍艦迫使中國清政府簽訂不平等的《中美望廈條約》，但當中國面臨亡國瓜分的危機時，美國卻在其門戶開放政策中要求保持中國領土完整；美國參加八國聯軍侵略過中國，但之后美國卻將中國的戰爭賠款返還到中國，創建了清華大學；中美在抗日戰爭時是親密的盟友，美國對華大量援助，并在戰后支持中國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但是新中國成立后中美又在朝鮮戰場兵戎相見……中美關系真是剪不斷，理還亂。所以請您從歷史的視角談談中美關系。

點評人：王立新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中美關系史基本上為世人所熟知，但如何解讀中美關系的恩怨史？我嘗試按照市場、文化(民主化)和戰略與安全三個角度來闡釋近代以來美國發展對華關系的三個動力以及中國人如何看美國。

中國市場的神話與現實。一般認為，中美關系始于1784年。該年2月22日，一艘名為“中國皇后”號的美國商船從紐約港起航滿載人參、毛皮、鉛和棉花等北美特產，繞過好望角，于8月28日抵達廣州黃埔港，揭開了美國與中國直接交往的序幕。“中國皇后”號首航中國，盈利達3萬多美元，極大地刺激了美國商人對中國市場的興趣。從此大量美國土產和工業品輸往中國，中國的瓷器、絲綢、茶葉也大量輸往美國，成為美國人喜愛的商品。進入20世紀后，美國成為世界頭號工業國，中國的市場顯得更加重要，美孚石油、英美煙草、花旗銀行都是1949年前中國人耳熟能詳的美國大公司的名字。

但是在20世紀前半期，由于中國社會動蕩，積貧積弱，加上日本不斷蠶食中國領土，中國市場始終是神話代替現實。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與國民政府簽訂中美商約，中國大門向美國全面洞開，以至時人譴責美國對中國實行經濟獨占，國民政府已是美國的傀儡。新中國成立后，中美對抗，貿易斷絕，美國實際上失去了中國的巨大市場。

尼克松訪華后，中美關系峰回路轉，貿易得以恢復，中國市場的巨大吸引力構成1978年卡特政府決定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原因之一。一直到今天，每年數千億美元的貿易額已使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之一。

縱觀歷史，美國對中國市場的興趣和對經濟利益的追求一直中美關系最強大的驅動力之一，越來越緊密的貿易關系被認為是中美關系的穩定器。

文化輸入與改變中國。1830年首批傳教士裨治文和雅裨理來華宣教，開啟了中美文化關系的歷史。如果說商人來華是追求經濟利益的話，傳教士來華則代表了美國開展對華關系的另一個、也許意義更為深遠的動力，即按照美國的形象改造中國。傳教士抱著傳布基督教、改變中國人的信仰而來。為了達到這一目標，他們不僅在中國建立教堂，深入最偏遠的地區布道，同時還出版報刊，創辦學校，從事慈善和社會改良等活動。在1951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之前，美國傳教士興辦的燕京、圣約翰、金陵、嶺南等大學均位居中國最好的大學之列。

19世紀60年代美國第一任駐華公使蒲安臣抱有同樣的理想，他在華期間支持美國傳教士丁韙良把國際法引進中國，奉行與清政府的合作政策，支持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和洋務運動，頗得清廷好感，以至于1868年作為清政府的代表，率領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出使西方的外交使團訪問美歐，頗能為清政府據理力爭，為中國融入國際社會做出貢獻，最后病死任上。清廷特追加蒲安臣一品銜，賞恤銀一萬兩。

美國政府的高官們也企圖通過輸入美國文化來影響、塑造和控制中國的發展方向，為美國的利益服務，于是有1908年美國國會退還庚子賠款資助中國學生赴美留學之舉。

1949年后，美國人要改變中國的沖動和對中國的發展取向的深刻不信任共同催生了美國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和平演變戰略。一直到今天，一種要改造中國的強烈愿望依然縈繞在美國人的心頭。

與早年美國傳教士勸說中國人皈依基督教的努力不同，當代美國人試圖在四個方面改變中國：經濟上促進中國市場化，政治上向中國輸出民主，在文化領域傳播以自由為核心的美國價值觀，在戰略上影響中國的國際行為取向。這四個方面結合在一起就是要把中國改造成—用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的話說—一個“穩定、開放、沒有侵略性，接受自由市場、政治多元化和法治，并與我們(美國)一起建立安全的國際秩序”的國家，因為這樣的中國既能促進美國的利益，又符合美國的價值觀。

這是意識形態在美國對華政策中最深刻的體現，也是中國同美國發生磨擦的最深層原因。中美交往中值得矚目的一個關系模式，就是美國試圖改變中國而中國譴責和反對這種改變，由此引發的中美之間的沖突遠比利益沖突更加劇烈和持久。

在戰略盟友與安全威脅之間。在從1784年至19世紀末的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中美關系主要是在私人層面進行的，美國政府對中國不大關注，中國在美國外交格局中處于極其邊緣的位置。1898年的美西戰爭以及隨后對菲律賓的占領使美國一躍而為太平洋和遠東地區的強國，美國開始從戰略角度思考中國問題。

列強在中國的爭奪使中國大有被瓜分之危險，遠東的均勢也會被打破。于是美國在1899年至1900年間提出針對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美國國務卿海約翰在給列強的照會中一方面表示不反對列強在中國已有的特權和利益，同時又提出各國要保證在華商業機會均等和尊重中國的領土和行政的完整。該政策一方面反映了美國對華政策中侵略性的一面，同時也表明美國反對瓜分中國，而后一點無疑有利于中國的國家安全。

在20世紀上半期，對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的威脅主要來自日本，隨著日本對中國侵略的加深，美國逐漸意識到中國對自身的戰略重要性，遏制日本在東亞的霸權和維護中國的完整為美國安全所必需。主要是在這一戰略考慮下，同時加上美國輿論對中國的同情，美國在1938年之后開始向中國提供援助。珍珠港事變后，中美更是結成同盟，共同抗擊日本的侵略。美國空軍志愿人員赴華作戰，組成中國空軍美國志愿大隊，即“飛虎隊”，為抗戰勝利做出巨大貢獻，其中不少人戰死在中國戰場。

在二戰后期，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即預見到戰后親美的中國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重要性，特別是維護亞洲穩定、牽制蘇聯影響的作用，遂苦口婆心地說服戰時主要盟國領袖邱吉爾和斯大林同意給予中國大國地位，讓中國充當戰后維護世界和平的四警察之一。中國在美國的扶植下成為聯合國創始國。但是很快中國江山易主，親美的國民黨政權逃往臺灣，新中國實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政策，羅斯福對中國的戰略設想遂成泡影。

在冷戰時期，美國繼續從戰略角度思考中國問題，只是這種考慮從把中國視為美國的戰略盟友變為戰略敵人，對新中國實行遏制、孤立和封鎖，這一政策一直持續到1972年尼克松訪華。70年代美國尋求改善中美關系的主要目的就是戰略考慮，中國重新成為美國戰略設想中抗衡蘇聯的籌碼，一直到冷戰的結束。冷戰后，美國仍然需要中國在合作反恐、維護亞太安全和全球秩序穩定等方面發揮建設性作用，遂有美國前國務卿佐立克希望中國成為國際體系中負責人的“利益攸關方”之說。

“美麗的帝國主義者”。自近代以來看，中國人對美國抱有非常復雜的感情，用美國學者沈大偉的話說，美國在中國人心中是“美麗的帝國主義者”。

1843年中美簽訂的第一個條約《中美望廈條約》是鴉片戰爭后中國與列強簽訂的諸多不平等條約之一，美國人在中國享有各種特權并肆意干涉中國內戰和反對中國革命。新中國成立后，美國更是成為中國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的最大威脅，毛澤東把近代以來的美國對華政策稱為“赤裸裸的侵略”政策。因此，在很多中國人的眼中，美國是與其他列強沒有什么不同的帝國主義者。時至今日，中國仍擔心美國對臺灣的圖謀、遏制中國崛起的企圖和“西化”、“分化”中國的陰謀以及譴責美國“好戰”和干涉別國內政。

但另一方面，中國人，特別是尋求現代化和富強的中國知識分子大多都把美國視為可以依靠和效仿的對象，是“美麗”的國度。鴉片戰爭后魏源稱美國為“不桀騖中國”，“有益無損”的“誼”國，徐繼則將美國社會比附成士大夫理想的政治模式—中國的“三代之治”，稱華盛頓為踐行“天下為公”的“人杰”。進入20世紀之后，知識分子更是把美國視為“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的來源地。杜威20年代在中國演講所產生的巨大轟動效應，數以千計的青年赴美留學都反映出中國知識分子期望從美國那里找到救國的良方。

不僅如此，一些人還試圖利用美國來維護中國的主權與安全。清末袁世凱和唐紹儀等人曾試圖借助美國的資本和支持牽制在東北實力急劇擴大的沙俄和日本。威爾遜在一戰結束前夕提出建立戰后世界秩序的“十四點”計劃后，中國知識分子曾天真地認為這是中國擺脫不平等地位的希望，以至于連一向激進的陳獨秀都稱威爾遜為“世界第一大好人”。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時，袁政府惟一的依靠就是美國，參與對日談判的顧維鈞日出入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的官邸，與其商討對策。抗戰爆發后，中國外交的主要目標就是獲得美國的援助。

雖然中國人對美國寄予極大希望，但美國的政策卻常常讓中國人失望，美國不愿為中國火中取栗，因中國與日本發生沖突，甚至有時以中國利益為代價與日本達成交易。于是有巴黎和會后中國知識分子對美國希望的幻滅，“第一大好人”威爾遜成為空言欺人的“威大炮”。

不可否認，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美國確實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心中可以幫助中國實現國家富強的國度。這一幻想在1949年至1979年長達30年的時間里雖幾經批判，卻仍然頑強地保留下來，我們看一看從80年代一直持續到現在的留美熱潮，就能深刻地體會到這一點。時至今日，美國的科學技術、市場經濟體制和治理社會的經驗，乃至其憲政模式仍是某些人津津樂道甚至決意效仿的對象。

范式的改變？縱觀200多年兩國關系的歷史，應該說雖然有美國對中國的干涉、威脅甚至侵略，但在兩國交往的大部分時間里，雙方的共同利益還是大于矛盾和沖突。近代以來美國對中國的貿易和投資雖然有剝削的成分，也有利于中國的經濟發展；美國的文化傳播與滲透固然旨在影響和和控制中國，但也滿足了近代中國人輸入西學的愿望；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一方面維護在華特權和不平等條約體系，同時也有抑制列強特別是日本瓜分中國的客觀效果。毫無疑問，美國會繼續從市場、民主化和戰略安全的三個角度來思考對華關系。

但是當人類進入21世紀的時候，美國對華關系的一個根本基礎似乎正在發生改變：自近代以來美國對華政策是建立在認為中國弱小、不足以挑戰其實力與地位基礎上的，因此也才有克林頓之前的多位總統關于一個穩定、繁榮和強大的中國符合美國利益的政策宣示；但在新世紀，美國似乎不那么自信，因為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正在崛起，并似乎正在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支持中國的現代化是否還符合美國的利益遂成為縈繞在一些美國人心中的疑問，加上美國對中國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深刻不信任，所以在一些戰略家的思想中，“強大中國”的范式正在取代“弱小中國”的范式成為美國對華政策思想的基礎，于是有“中國威脅論”的甚囂塵上和如何“防范”中國的熱議。關于“強大中國”的認知在一定程度上已經主導美國的對華政策思維，因此必將極大地影響未來的中美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