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特曼-西門斯：怎樣重建我們的經濟體制

多明戈-卡瓦羅：我想您剛才所提到的幾點包括監管，與之相關的是道德問題，我認為這個問題當然其他的與會者也提到過，你談到創新、合作、道德、文化所有這些都跟我們這個主題是密切相關的，我感謝你能夠參與到這個討論。下面請奧特曼-西門斯給我們做發言，他是世界銀行前副行長。

奧特曼-西門斯：感謝多明戈-卡瓦羅，我曾經在世界銀行工作，但是我也在私人部門工作過。我們在討論問題的時候不能離開公共部門，我們要看一下這個體制的建立，我一會兒給大家介紹我的發言，剛才談到道德、倫理、激勵機制的問題，20國集團談到限制公司的額度問題，而且剛剛聽到一個著名機構員工總共有160億美元的獎勵，公司上上下下包括看大門的人都有很高的工資，這個問題被視為危機發生時，很多人失去謀生能力時還發生的問題，這是一種現象，我們談一下怎樣重建我們的經濟體制。

在重建的時候要看一下我們的經濟條件，世界各地不同的情況。你會合理的問一個問題，為什么不同的經濟體選擇不同的回應戰略，假定他們都能夠獲得同樣的信息為什么要采用不同的措施呢？首先不同的經濟條件肯定會導致不同的觀點和不同的解決方案，美國一位喜劇人員曾經說過，每個人都是一個不同的角色。即使美國和歐洲經濟比較相似，他們的相同點和跟中國經濟的不同點我在這里不說了，因為我對其他國家不是很了解，即使美歐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他們在經濟結構上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在資金來源、報償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在歐元區銀行資助企業基本上達到了整個外部融資的70%，在美國根據合同，公司公司更大的程度上依賴于外部的市場資源，這相當于80%的資金都是在市場進行的融資。當我在研究這些數字的時候，我并沒有想到歐洲和美國在融資方面有這么大的區別。我們最近在德國召開了一個研討會，相當多的參會者都感到驚訝，居然兩個地方有這么大的區別，這就意味著歐洲的央行政策一定首先是關注于銀行領域，而且不同的經濟結構是存在于這兩個經濟體當中即美國和歐洲，它們的根本區別在于結構上，其特點表明歐洲的政策要充分考慮，首先中小在歐元區經濟當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對于創造就業和經濟增長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而且企業不能直接進入到信貸市場，他們需要通過銀行得到信貸才能夠融資他們的經濟活動。

第二，住房市場。在美國它是危機的中心，住房發生情況在歐洲是不存在的。另外的情況就是西班牙和愛爾蘭，歐元區間接的影響到了那里的銀行和有毒資產的狀況，尤其是來自美國的抵押貸款的這些有毒資產。對于有毒資產的問題來說，在歐洲是激活信貸的先決條件，對于中小企業和大集團來說，只要他們依賴于銀行融資，都必須這樣做。很清楚的一點是，有一個非常健康的銀行資產負債表對于歐洲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才能達到他們的經濟恢復。還有，經濟的靈活性。他們經常說美國的勞動力市場要比德國更靈活，比其他的歐洲國家更靈活。的確，歐洲大陸的市場監管的更嚴格，不能那么容易的雇人或者解雇人員，但是我堅決的相信社會的凝聚力，因為在我清楚的看到，當前在德國短期工作會為私營企業提供一個堅實的基礎，并能夠保證國內的消費穩定。如果我們分析究竟需要什么，目前的危機事實上在我們金融管制環境當中發現了非常大的缺陷，無論是在政府環境還是在民間，這需要我們的機構擁有非常大的決心來應對這個危機，我們要持續的增強自身的能力來解決未來的危機。所以我們需要進行根本性的改革，但遺憾的是，這樣的問題同時也和衰退一起出現，我們需要去應對這個衰退。

非常清楚的是，中央銀行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我們大部分人都知道，中央銀行事實上包括財政部長也要參加20國峰會，讓他們來參與，并且高舉這樣一個原則，也就是獨立性和監管之間是沒有任何矛盾的。我相信為了非常有說服力的實施這一些，我們有必要付出努力。核心的能力是在貨幣市場保持信心，與此同時控制通貨膨脹。德國的某家銀行控制通貨膨脹的能力已經得到承認，包括歐洲的中央銀行，貨幣不能在很長的時間持續廉價，這將會提高資產泡沫所產生的災難的可能性，所以最重要的是，有關于退出戰略要算對時間，對于任何一個所實施的信貸戰略，一旦我們已經確信經濟可以恢復了，我們必須能夠退出這個機制，并且允許市場來進行資源的再分配。如果不及時的退出就會產生通貨膨脹的壓力，并且種下下一次不平衡的種子。

這次研討會上有人討論過這個問題，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更有可能在應對政治壓力上取得成功。我們在金融體系需要更為強大的監管機構，只有它越強大才能更好的應對未來的金融危機。新創造的監管機構必須在金融的監管和監控方面扮演更為重要的作用。事實上20國峰會在這個領域自從危機開始以來取得了重要的進展，需要對機構以及市場采取措施，并且為金融市場設定未來的標準，那個時候我們就需要考慮金融危機根源而不僅僅是它的表象。

現在我想提一些金融杠桿方面的例子。從原則上來講，金融的自由化以及金融創新起到了重要的貢獻作用，給我們的經濟帶來了活力和創造力。事實上，金融創新的貸款工具對于我們有效的管理經濟風險產生了很好的幫助，但是證券化必須要經過審慎的使用，有一些銀行他們不能夠賣出貸款，但是必須要在債務發生之后完全在表內展示，這就導致我們借款方沒有不良的激勵因素，而機構必須在直接的監管之外來發展能力，才能夠預防系統性的風險。除此之外，去識別這些系統性風險，并且完全的考慮到這些風險，這對于我們未來來講都至關重要。

德國對沖基金具有系統性的相關性，所以我覺得德國的對沖基金應該得到很好的監管，在非常復雜的環境下，就是高度證券化環境下衍生品要得到嚴格的監管。有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原來的監管太弱沒有辦法起作用，有一些規則不能夠太僵化，應該是針對不同的行業、不同的企業有不同的靈活應用。我們也需要詳細的考慮整個銀行業的整合。大銀行的CEO已經指出，大公司會支付較少的錢來獲得流動性，但這不一定對他們有好處，他們可能會很自然的變成了太大的企業，沒法讓它破產。關于太大了無法破產的問題，薩科齊在夏天的時候也談到過，這是非常有趣的一些建議，這些銀行進行了很多的金融交易，關鍵點是非常清楚的，這一切并不僅僅有關于金融中心的競爭，像紐約、倫敦、新加坡、上海、香港，這樣一個爭論還是有關于找到解決方案，關于現在沒有任何人知道如何去解決的問題，可能我們需要進行測試，進行考驗，包括進行試驗。

獎金方面詹姆斯-費埃羅提到這個問題，早些時候我們進行過評論，必須把重點放在風險上，糟糕的因素被創造出來，彌漫于系統當中，我們必須看到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正好又是發獎金的時候，我們比較判斷市場中究竟發生了什么，市場的主體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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