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氛有些尷尬。

他不看我們，只把眼睛盯著涼亭下的水面。他的形象是我們所熟悉的：一頭肆意卷曲的白發，身材瘦高，比我想象中的還要瘦，衣著隨意，理所應當的桀驁不馴，只是我們還沒有做好準備來迎接這驕傲。

他慢慢轉過身，抓起我們準備好的采訪提綱，低著頭用粵語嘀咕了一聲，大意是他不知道我們會問什么問題，因此毫無準備。他的夫人蘇女士在一旁，把我們事先發給他的提綱拿出來，說：都在這里了。蘇女士是張五常的同聲翻譯者，因為張五常很少講普通話。

張五常坐而論道的背景是不遠處一位小姑娘的大提琴奏出的《天鵝湖》和靜安公園里喝茶的人們嘈雜的談笑聲。

我突然想起在他的文集《隨意集》中，他說自己是一個隨意之作的高手，“以教學、演講為例，我從來不作任何準備。就算是有千萬聽眾的演講，很多時我連講題也不放在心上。上到講臺后，介紹的人說出我要講的題目，我才如夢初醒，稍一定神，信口開河去也”。信口開河是自謙，他到內地的數次演講，都被人整理出來，然后引起轟動，可見這“信口開河”的效果如何。

他眼睛掃過在場諸位，掃過我時，我得承認，我感到緊張，似乎自己的智力水準正在被放到顯微鏡下觀察，而面前的觀察者是芝加哥學派的一眾大師：舒爾茨、弗里德曼、科斯、斯蒂格勒……

1964年，張五常和他的同事在洛杉磯加州大學附近的一個墳場內漫步，他的同事突然停下來，指著墳場內的眾多墓碑說：“這些人的生命，都不會像你那樣有意思吧！”但是張五常卻對我們聲明自己不會寫回憶錄，說“如果寫女人，怕氣死太太”。關于他早年求學生涯的點滴回憶，則零散于他為香港報刊撰寫的專欄中。

張五常說自己的早慧，1938年初，張五常的母親在西灣合的奧背龍村建造石屋，帶著小朋友張五常前去監工。不到3歲的張五常坐在石頭上看工人和水泥，數泥、水與沙的分量，突然見到工人少用了一鏟沙，這種不按規律的舉動讓張五常急不可待指著工人大哭起來。母親不解：“阿常又搞什么鬼？”

張五常說自己年幼在佛山和香港讀書時，學習成績一塌糊涂。他在佛山進的學校是華英中學附小，讀六年級，新華社香港分社的葉少儀當時已讀高三，多年之后，葉少儀見到張五常說：“張五常的名字我早在華英聽過了，因為你當年以頑皮知名。”到了香港之后，張五常則整天和街上的三教九流交朋友，“其后在香港的街頭巷尾結交了不少奇人異士，有下象棋的，有踢足球的，有唱粵曲的，有打乒乓球的，有練功夫的，有寫文章的，有吟詩作賦的繕”其中，打乒乓球的有后來成了世界單打冠軍的容國團，下象棋的有后來代表香港參加國際比賽的徐道光，寫文章的則有香港作家舒巷城。

張五常頑童興起，跟我們講，他的轉折點是1957年出國 ，兩年后到了加州大學，一連數位老師稱贊他是天才，“一個人講我是天才我還不信，但是這么多人說我是天才，而且又都是很有分量的人，我就信了”。用張五常的話說，20世紀60年代初期的加州大學經濟系在國際上名不見經傳，但現在看來卻是大師云集，赫舒拉發、普納、艾智仁當時都處于全盛時期。1964年，張五常選定的論文導師就是艾智仁和赫舒拉發。這篇論文，就是后來大名鼎鼎的《佃農理論》。這篇論文構思了３年，真正寫，用了３天，最后寫出來１１頁，加州大學的教授們開會研討，看到第一頁所下的結論，一致認為張五常全盤出錯，張五常尚未開口，各教授已經開始爭論，一爭就爭了個把小時。第二頁又爭論了３個小時。從下午５點爭論到晚上１０點，教授們紛紛離開，搞得張五常心情沉重。可是這篇文章卻得到了艾智仁和赫舒拉發的贊賞，艾智仁應允他，可以開始寫正式論文。結果，論文還沒寫完，芝加哥大學看了論文第一章，就決定給張五常一筆獎金，請他到芝加哥大學訪問。

1967年，張五常到芝加哥大學任職，戰戰兢兢前往法律學院科斯辦公室拜訪科斯，一進門自我介紹說：“我是史提芬，艾智仁的學生，曾經花了３年時間讀你的《社會成本問題》。”科斯抬頭問：“我那篇文章怎么說的？”張五常勉強答一句：“你那篇文章是說合約的局限條件。”科斯聽了大為高興，認為終于有人明白了自己，還邀請張五常吃午飯。后來張五常說，很多人在芝加哥大學一整年都沒見到過科斯一面，而他進到科斯辦公室，同科斯講了兩句話，兩人就成為知交。1972年張五常的兒子出世，張五常給他起名Ronald，而科斯的全名正是Ronald Coase。無兒無女的科斯非常喜歡這個小Ronald，每次見到張五常必然要問及。1991年科斯獲諾貝爾獎金，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評委會請張五常前去觀禮，張五常是被邀請的唯一未獲過諾貝爾獎金的經濟學者。科斯則在獲獎演講中感謝張五常的貢獻。

張五常同其他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們也都過從甚密，據說，他1967年第一次參加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之間的一次活動，其間大師云集，斯蒂格勒對他說：“你一定是艾智仁的學生了，”這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指指包括弗里德曼在內的在場眾人，“你不要怕，他們都知道你。”

1982年，張五常接受科斯的建議，回到香港，在香港大學任職。但張五常對中國經濟的觀察在他回國之前就已經開始。1981年，張五常開始動筆寫《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嗎》，這本書的中文譯本1983年發表在香港《信報月刊》上，與此同時，他開始為《信報》撰寫專欄，以后專欄結集為三本書《賣桔者言》、《中國的前途》和《再論中國》。《賣桔者言》曾經在“走向未來叢書”中出版，而后兩本書則未在內地公開刊行過，后來，張五常在北京碰到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周其仁給張五常看兩本書，一本是《中國的前途》，一本是《再論中國》，從《信報》原版影印裝訂，一字不改，內頁寫著“內部閱讀”，“這是北京復制給干部們閱讀的。其仁說各書復制了２000本。”

盡管此前張五常已經為內地經濟學界熟知，并且曾經陪同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訪問中國內地，但他在內地的名聲暴漲卻是最近數年之內的事情，關于他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傳言和他的眾多“妙論”讓他迅速成為傳媒明星。但是在這些紛繁蕪雜的言論下，張五常本人關于中國經濟和中國制度的精辟論述反而極少為人所提及。

我們的談話被他迅速引入了關于中國經濟制度的論述。這正是他感興趣的。71歲的張五常越來越興奮，他會突然拿手指向我們，笑容綻放：“這個問題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