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小蕾：別說股市

“我不會一直盯著大盤，我只看一下結果。”

現在的左小蕾，是一個刻意和熱鬧股市保持適度距離的經濟學家，和其他那些局內人不同，這位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堅持從宏觀經濟的角度去觀察股市。然而，她沒有想到，隨著股市一再瘋漲，自己卻身陷“空頭”的責難之中。

“其實，我發現，人們并沒有明白我在說什么。”左小蕾感到些許的遺憾。這位股市上著名的“泡沫論者”調侃地說，“如果說漲就是看多，我應該是看多派。因為我是最早預期股市將來有泡沫的，而股市不大漲，哪里來的泡沫，不過漲勢是否合理，是看‘多’和看‘泡沫’的區別。”

一些網友指責說，由于聽從她的預測而錯過了大好的賺錢機會；一些市場中的“牛派”人物，甚至在公開的會議上連連向她發難。有人懷疑她唱空、打壓股市，就是為了能讓QFII抄底。她搖頭，苦笑。

那么，真實的左小蕾是什么樣的呢？

6月22日，記者在金融街采訪了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左小蕾，那一天，滬市跌了近140個點，掀開了新一輪調整的序幕，按說這正是“空頭”預言家樂于看到的情景，但左堅持對此不作評論。

可是，不說股市的左小蕾還是左小蕾嗎？在接受記者采訪的三個半小時中，有一半以上的時間還是涉及股市，其間，左小蕾沒有喝過一口水。

我們那一代人很看重精神層面的榮譽

這是怎樣的一間辦公室。地上、桌上、書柜上，到處都是一摞摞形同小山似的書籍和研究資料，本來用以接待客人的茶幾也被其占據。采訪時記者就坐在左小蕾辦公桌的對面，可是須仰視和側身才能越過資料書籍，看清對方。

無論是大學時念數學系，還是后來所從事的職業，左小蕾所處的位置都是男人們競相爭搶的地盤。

當時在武漢大學數學系，兩個班一共一百多個學生，只有七八個女孩子，所占比例不到10%，而后來選擇經濟學，進行理論研究的就更少了，“因為數學、經濟這些東西很枯燥，好像不太適合女孩子，女孩子應該比較感性、浪漫和情緒化。”

左小蕾喜歡用很嚴謹的邏輯和思維方式來對待生活中間的很多的問題。她是一個理性勝過感性的人，對于自己的經歷和人生，她很少用戲劇性的語言來描述。

左小蕾說：“我們那一代人很看重精神層面的榮譽，很理想化，我們奉行先做人后做事的原則。所以一直到現在，我都很看重別人對我這種品質的認可。我不在意你對我的觀點有什么爭議，都能接受，但是如果你是無中生有、刻意詆毀的話，我是不能接受的。”

2001年，左小蕾就任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選擇銀河證券，也是歪打正著。”她說，此前自己一直當老師，上大學之前已經是中學的數學老師，后來到新加坡國立大學和亞洲管理學院也是教書。

我在為13億人做事情

懷揣美國伊里諾依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的左小蕾回國以后才感覺到，中國依舊處于轉軌之中，它還沒有一個完整的法律法規的框架，還在摸著石頭過河，所以大家對市場經濟的認識就會出現很多的偏頗。“一些臨時的規則逐漸地被人演變成潛規則，然后大家就長時間按照那些潛規則去做，而越來越多的人就認為那個規則是市場規則，其實不是。我比較理想化，我認為潛規則就是不對的，哪怕你階段性地把它變成了一個東西，它也不是真理。”

最近資本市場發生基金老鼠倉的問題。在聽到各種為事件開脫的說法后，左小蕾認為老鼠倉是對投資者利益的最大損害，不能因為基金經理不能直接投資基金賺錢，就破壞規定、傷害投資者的利益。

在左小蕾看來，因為監管不是萬能的，不可能把所有的違規違法的行為查出來。一個沒有漏網之魚的監管體系，全世界也做不到。美國的安然事件也是出來以后才發現監管上的一些漏洞，所以后來就出了個《薩班法》，死死地管住。關鍵是查出一個就要嚴加懲處，才能有震懾作用，才能遏制沒有被查處的犯罪行為。“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大家對那些違反規則的行為不認為是不對的，我覺得這個很糟糕，這就造成一個法不責眾的局面。”

左小蕾說，我們的股市很有意思，漲的時候它不愿意政府去干預，但是跌的時候它很需要政府去托市，不是從規則上來說的，而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來取舍的。

左小蕾認為，中國的股市為什么不是宏觀經濟的晴雨表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市場上沒有一個首席經濟學家這樣的群體，他們來認真解讀政策，把宏觀經濟大形勢和證券市場聯系起來，做一個很好的梳理，在理論上做一個很好的詮釋，引導大家。

“我努力想扮演好這個角色，可我發現越來越難。”左小蕾嘆了一口氣。“國外經濟學家對應的投資者群體不太一樣，整個水平都很高，無論是基金經理還是一般的投資者，只要是資本市場的參與者，都有這樣的基本常識，比如說稅收政策和貨幣政策會有什么影響。華爾街的首席經濟學家比我容易。”左小蕾自言自語道。

“如果說我有什么做得不對，就是我把更大的利益群體當作我的客戶，超出我的服務范圍。”左小蕾解釋說，從公司的角度來說它并不需要你這樣做，但你這樣做以后可能對整個經濟有好處，換句話說，“我是在為13億人做事情，但是首席經濟學家為3000萬投資者服務就夠了。”

說我看空市場 其實不明白我在說什么

左小蕾順手抄起手邊的《非理性繁榮》一書說：“泡沫在這本書里面說得很清楚，就是‘反饋循環理論’。我們的新股發行剛開始引起第一輪高漲，然后這個財富效應就吸引新的投資者進來，資金一輪一輪的增加，工行的6800億、中行8000億，到了人保就是10000億，到了交行和中信銀行就是13000億、14000億，交易量不停地放大，價格不斷地被推高，這就是所謂循環，這就是泡沫。第一輪上漲的財富效應吸引新的資金，推動第二輪的上漲，新資金再進去，又把它推高，推高了以后這個更大的財富效應就吸引更多的人，更多的資金進去，資金推動資金，這就是投機性泡沫的形成。”

“有人鼓吹納斯達克崩盤之前是大漲，日本金融危機之前也是大漲，東南亞也是如此，所以中國資本市場現在也會大漲。”左小蕾說，這樣說話不負責任，我們既然看到它大漲了以后就要掉下來，為什么就不能讓它更理性一點、更平緩一點？為什么一定要把它推到那么高的位置？為什么一定要經歷那種大漲以后又大跌的崩盤？

在左小蕾看來，當整個市場都非理性之后，只有政府有辦法讓股市炒作停下來的。“就目前政府出手的這幾招，就有可能使中國避開了一次經濟危機。”她指的是政府提高印花稅，查處違規資金入市和非法交易，財政部發債回收流動性等。

“臺灣在走到12000點之前有三次這樣的調整，最后還是被推上去了，這中間就是因為政府的猶豫，股民跟政府博弈，進一進，又退一退，結果在最后一次調資本利得稅的時候一下就崩盤了。”她說。

左小蕾辦公室的對面就是成方街，平時一抬頭就能看到對面的銀監會和央行。她突然指著對面，調侃地說，“我監管他們。”清澈的聲音似乎透過了玻璃窗。

最后，左小蕾不忘叮囑一句，“別寫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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