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小和：任志強只是為了常識而戰(3)

2009年04月30日 14:06
來源：南方新聞網作者：蘇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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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我一直認為普羅大眾對你的誤讀，是可以理解的，但媒體對你的誤讀，就有一些遺憾了，我發現幾乎沒有哪個媒體能完整地傳播過你的觀點，都是在斷章取義。

任志強:我倒是能理解媒體。媒體會選擇其中有眼球效應的一部分，比如口號一類的東西。我的博客在網上經常被他們改題目，或者只選擇其中一句話，可能并不是我全文核心的內容，他作為標題。媒體天生就如此，就像人趨利一樣。有人曾舉例說，所有的報紙一定是極左派的，不管是中國的報紙，還是國外的報紙。他一定是激進的形式，否則它可能失去了更多的讀者。但是我們中國的極左派是沒有思考的的一種整體性的極左，就是說從記者，到編導，編輯、一直到上層管理者，都偏向于極左。因為極左在中國是不會犯錯誤的，而且極左更容易吸引更多的老百姓或者讀者。

事實上國外媒體的極左傾向也存在，但國外的媒體的老板都是極右派，所以他有一個制約的機制。老板當然也希望他的媒體極左，否則就失去民眾了。老板本身是屬于極右的，當媒體極左到一定程度時，他就會壓制很多新聞，這兩者之間就會平衡。因為媒體盡管有很多極左的東西，但是也會反映一些真實的東西，所以在機制上應該有個平衡。但是中國沒有這個平衡機制，從上到下都是以極左為主，沒有平衡基礎，因此媒體就會選擇且會被允許選擇，這些大家認為并不是真實或斷章取義的東西。

蘇:顯然你提到了一個更加重要的話題，這就是中國的媒體建設，中國媒體在社會結構中的效用問題。可惜這一直是我們最大的軟肋之一，更多的時候，媒體僅僅是一種宣傳部門的工具，我們還看不到真正有價值的獨立媒體。

任志強:國外的媒體，在過于極左的時候會被極右壓制。當然也有代表右派的報紙，但大部分一般都是以極左為共性。我們國家因為缺乏這種制約機制，所以很顯然會往一邊倒。因此當某一媒體產生一個聲音的時候，其他的媒體可能用同樣的方法去跟風，它就變成了一股很強大的力量，那么民眾會產生很多的誤解。

我舉本書的例子，一個是《烏合之眾》，還有一個是《身份的焦慮》，阿蘭德波頓對媒體也是這樣的評價，“報紙會使這一情況變得更加糟糕。勢利者通常并無獨立的判斷能力，他們無非是撿拾那些所謂的社會名流的牙慧。因此，勢利者的觀點和立場在極大的程度上受報紙導向的影響。”我們可以看到國外很多書，都是用這種方法來表達媒體的導向性錯誤。不得不承認，這個社會里的“烏合之眾》是一個常態，對烏合之眾的迎合，或者其他類似的情況，這是比較典型的表達方式。

蘇:我能否理解成，你一直在提醒自己獨立思考，既不媚上，更不媚眾，或者說是主要不媚眾？

任志強:從我的知識面來說，由于我們這代人可能更多的關注政治，像80后的人可能不關心政治，我們這代人天生就是從政治的染缸當中染出來的。從小的時候就開始關心國際大事，關心政治，比如天安門廣場的事件、打倒四人幫等，這代人就是這樣成長起來的，讓他們不關心政治不太現實。所以北京的出租車司機都會說政治和官吏的情況，但是上海的出租車司機是談怎么做生意、掙多少錢，到長沙可能更多的人關心超女超男。地域文化、生長年代決定了人們關心的重點不一樣。所以北我們5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更多的可能還是討論政治、經濟等這些所謂的國家大事。

文化大革命以后，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就有一個基本的想法，中國的經濟向什么地方去？這個大家比較關心。很多人說我接近于學者，或者說更多的關心宏觀經濟。確實是這樣，九十年代初期，我們就投入改革基金會八百多萬，支持他們做宏觀經濟論壇。我們組織了各種各樣涉及宏觀經濟論壇、涉及經濟項目的一些贊助和活動，包括中國的經濟學家獎等等。就是因為我們想從理論上解決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解決中國制度改革、國民經濟發展的一些問題。到現在我們仍然堅持著做宏觀經濟論壇等活動，這樣就使我們和宏觀經濟緊密聯系起來，這是做企業家更多關心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