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科斯的中國情結：從未踏足從未遠離

2013年09月04日 02:52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作者：楊志錦 馬永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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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編科斯的全集，也已經開始運作9月請他來中國，張五常教授也同意。(之前)王寧去看他，我本來應該去看的，想到他要來就沒去，結果錯過了。”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李維森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說。

美國芝加哥大學發布訃告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于9月2日在芝加哥圣若瑟醫院辭世，享年102歲，是目前最長壽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科斯1910年12月生于倫敦，27歲時發表《企業的性質》，52歲時發表《社會成本問題》，一生著述未超過10萬字。1991年，時年81歲的科斯憑借前述兩個主要理論榮膺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理由是闡明了交換成本和產權在經濟組織和制度結構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科斯被認為是制度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

雖然科斯并未踏足中國，但是一直關注中國的經濟改革。與此同時，他的理論被中國學者用來解讀中國的改革甚至指導中國的產權改革。

“科斯的著作中只用語言去分析問題，沒有用大量的數學模型，相對而言比較容易理解。科斯的理論對于中國此前和當下的產權改革有重大的影響，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大家對科斯的關注是可以理解的。”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平新喬分析稱。

頑固又溫暖的科斯

科斯1910年生于倫敦，父母文化并不高。家境并不富裕的科斯12歲便開始做工，由于有腿疾，別人都勸科斯不應該讀書。但是，科斯上了中學，而且獲得了當地獎學金。畢業后科斯進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讀大學，于1932年獲經濟學學士學位。

在此期間，科斯獲得一份獎學金，到美國訪問一年，這促成了他第一篇名著《企業的性質》的誕生。該文章發表于1937年，獨辟蹊徑地討論了企業存在的原因及其擴展規模的界限問題并創造“交易成本”這一重要概念來予以解釋。后被經濟學者簡單概括為“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會成本”。

大學畢業后，經過一番輾轉，科斯回到母校任教。據科斯回憶，同時在倫敦經濟學院任教的新自由主義大師哈耶克和當時已發表《通論》的凱恩斯對他的影響并不大，收益最大的則是來自和同學的討論，自己的思考。

“我總是自己和自己辯論。我還自己和自己下棋，先下一邊，然后走到棋盤另一邊，想出對付自己上一著的最好著數來。”科斯向曾去拜訪他的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表示。

“科斯是我認識的學者中最頑固的人。我可以說服他邏輯上有錯，或這里那里要說得清楚一點，但他的思想路向是不能移動的。他沒有興趣的話題，對他說是白費心思。”張五常在其博客中如是評價科斯。

1951年科斯獲英國倫敦大學博士學位。后移民美國，1964年后主要任教于芝加哥大學，直至去世。

1962年科斯發表了聞名經濟界的《社會成本問題》。在該文中，科斯批駁了“外部效應”等虛幻的概念,指出當所謂的“市場失靈”時,不一定要政府干預,起碼還有民間的談判與契約、法律界定產權等解決方案,具體選擇哪一對策取決于成本-效益分析,不存在“市場失靈靠政府”的邏輯。

上世紀三十年代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和六十年代的芝加哥大學，是經濟學發展得特別好的地區，科斯同時參與這兩大黃金時期，因此在張五常看來科斯是幸運的。

嚴謹治學之外的科斯也被了解他的人，評價為一個“溫暖的人”。資深媒體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之聲特約評論員張春蔚介紹，科斯自己102歲，他的夫人也將近100歲，家庭幸福。在科斯去世后，人們發現他的遺囑早已寫好，遺體捐獻作為科學研究，不安排任何的遺體告別。

“這樣一個境界，可以說他對人生的理解不僅僅局限于經濟學方面，他對整個世界的觀點和人生的理解，通過他的實際行動他已經完完全全的表現出來了。”張說。

中國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向松祚也介紹，科斯一生是純粹的做學問,既沒有做過官,也沒有做過顧問，只是一個書生。

科斯的中國情結

科斯對中國有無法言說的淵源。

“很多年前，可能是學生時，我就讀過《馬可·波羅游記》，這本書讓我印象深刻。”科斯曾對他的助手、浙江大學科斯經濟研究中心國際主任王寧說。

據張五常回憶，科斯對中國人有偏愛，認為炎黃子孫是個偉大的民族，總有一天要回到應該站著的位置上。

雖然102歲的科斯從未踏足中國，但對中國三十多年來所發生的一切充滿濃厚的興趣。在最近的一次簡短采訪中，科斯說，“我原本想，這（中國崛起）至少要一百年”。他毫不掩飾自己的判斷錯誤：“我老是犯錯，所以這個錯誤倒也沒什么特別的。”

雖未親臨中國，但科斯與多位中國學者的忘年之交不僅讓他深入了解了中國，也同時影響、培育了一個中國的經濟學家圈。

2008年和2010年，已近期頤之年的科斯兩次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組織發起了關于中國經濟制度變革的研討活動，并自費出資邀請中國的經濟學者、民營企業家及地方政府官員赴會。科斯又一次以獨特的方式，為經濟學、為中國激發經濟思想出力。

2010年12月，科斯百齡華誕，中國的經濟學家在北京舉行了“科斯與中國學術研討會”，以慶祝科斯及其思想。正如王寧所言，除了卡爾·馬克思，還沒有哪個西方經濟學家在中國贏得過如此崇高的敬意。

這一年，李維森也去芝加哥拜訪科斯。李維森記得，他的身體還是非常好的，稿子都是自己起草自己讀，科斯當時對李維森說：“現在西方經濟學走上了歧路，經濟學要回歸正路，我寄希望于中國經濟學家。”

對于科斯對中國經濟學界的影響，李維森說：“基本上現在每個經濟學家都是制度經濟學家，而科斯就是創始人。學過經濟學的人不知道科斯的，在中國幾乎是不存在的。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會講科斯。”

科斯與中國產權改革

科斯也在關注著中國的經濟改革。

1988年科斯曾給盛洪寫過一封信。在信中科斯說：“我堅信，對中國正在發生和已經發生的事情的研究和理解，將會極大地幫助我們改進和豐富我們關于制度結構對經濟體系運轉的影響分析。”

張五常被視為最了解科斯的人。在張五常看來，科斯理論最核心的一點就是權利界定是市場交易必要的先決條件。“從產權制度上看，中國改革的主要思想來自科斯。”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李維森也表示。

八十年代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在公有制的基礎上慢慢地讓產權進行交易，這是科斯理論的啟發。”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平新喬說。

“產權不是一個純粹的概念，是分層次的。比如這個東西歸誰，就是所有權，但是可以先把經營權和承包權運轉起來，即把產權分成很多層次，讓距離市場經濟最近的那個層次首先開放。如八十年代，中國引入管理權的轉讓，也是受了產權理論的啟發。”平新喬說。

“當然，農民的包產到戶是自發的，不是受科斯的‘啟發’，但是科斯的引入使得中國的知識界和決策研究機構，多了一個說服決策人的強有力理論架構。如何放開？讓老百姓和基層干部去實驗，上面容忍，實際上是容忍產權改革。”平新喬說。

此后，公有產權的企業在1992年引入股份制，通過國有企業上市，可以獲得清晰產權的效果。同時，企業上市后，股權可以買賣，實際上使得國有企業并非鐵板一塊。

“正是從1992年國有企業上市以后，原來國家共有產權所控制的巨大的資源，開始一點一點地按市場資源配置的方式來經營，釋放出空前巨大的能量，這個過程持續了差不多十年，實際也惠及了廣大的中國人民。”平新喬說。

平介紹， 2003年以后，中國的產權改革幾乎停滯不前，科斯的思想在中國至少還要影響五十年，因為在中國，土地的產權、銀行和金融機構的產權改革，環境污染問題里的產權遠遠沒有到位，可能還需要幾十年時間來進行改革。

今年年初，科斯與王寧發表新書《變革中國》，這部著作提出了“改革雙源說”，一是政府的推動，二是邊緣革命。承包制、鄉鎮企業、個體戶和經濟特區,被科斯和王寧視為是中國市場經濟轉型中四個最重要的“邊緣力量”,共同促成中國的“邊緣革命”。

（本文部分內容參考張五常、姚洋、王寧等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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