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三中全會前談改革：涉土地改革等8個問題

2013年10月11日 17:13
來源：上海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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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計劃經濟時代，沒有市場主體。企業不是真正的企業，沒生產主體，產權是不明確的。所以中國的改革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是產權改革，讓產權明確，讓產權界定，讓國有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中國的改革不能從放開價格著手，因為價格不是改革的突破口，而是最終的成果。改革好了，最后的價格一定根據市場規律而制定的。中國搞股份制改革，就是讓國有企業首先成為產權明確的市場主體，最好的辦法是股份制。

中國的計劃經濟兩大支柱，第一個支柱是國有企業體制，第二個支柱是城鄉二元體制，或者叫城鄉二元結構，兩者支撐了計劃經濟。前30年的改革著重在國有企業體制改革，把大多數的國有企業，變成了股份制企業，變成了上市公司，這個任務進行得比較順利。但是城鄉二元體制改革一直沒動，這就是中國的現狀。

中國產權改革繼續進行，農村也要進行產權改革。農村的集體所有制是空的，是虛的，集體所有制講起來挺好，實際上包括鄉鎮企業在計劃體制下，沒有多少鄉鎮企業是真正屬于集體的，而是由干部掌握、操作，跟廣大農民沒關系，直到“文革”以后取消人民公社，才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集體所有的鄉鎮企業。

中國仍然存在第二類非均衡障礙，因為國有企業體制改了，農村體制還沒改。怎么改？一定要談到中國集體林權制度改革。200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總結福建、江西的集體林權制度試點的經驗，進行全國推廣。這一次林權制度改革的意義非常重大。

盡管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晚了20多年，但中央根據試點的經驗，有三個重要的突破：一、承包期延長到70年不變。林權制度改革定了70年不變，農民一算，70年后我孫子都長大了，于是放心了，爺爺種樹讓孫子來砍，全國農村的積極性加大；二、林地可以抵押。這是一個大的突破，一抵押林區經濟就活了；三、林權承包落實到戶，一竿子插到底。林權證發到每個農戶手上，承包跟產權一塊走，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把農民的積極性全調動起來了，現在造林成風，大量勞動力開展林下經濟，種蘑菇、木耳，還有林下養雞，都富了。林權可以抵押，錢又活了，落實到戶，積極性來了。

所以，土地確權要把林權改革的經驗落實到農田的承包中。農田承包主要有三權三證，承包土地的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宅基地上蓋的房子的產權。全國政協在農村調查時農民說，城里的土地是國有的，他們祖傳的房子有房產證，新購買的商品房有房產證，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下，祖傳的房子沒有房產證，在宅基地上自己蓋的住房，哪怕蓋得再高、再好，也沒產權證。

于是，在農村流傳著“兩個老鼠”的故事。第一個“老鼠”是農民外出務工，有了穩定的職業，把老婆、孩子帶走了。房子沒有房產證不能出租，于是就讓親戚朋友代管房子。很多情況下，一把鎖把門鎖上了，老婆孩子帶走了，這就變成老鼠窩。第二個“老鼠”是農民兩手空空進了城，找份工作做，但是城里的房子貴，買不起，租又很難租到合適的。就很多農民在城里頭，租了居民樓的地下室住，變成像老鼠一樣在城里生活。我看到過一份材料說，一個不大的地下室有個門洞出入，用紙箱板隔成16間，住了16戶，網上的說法是叫這一類為“鼠族”。

去年十八大以后的11月下旬，我帶著全國政協調查組在浙江杭州、嘉興、湖州三個市做調查，那里的土地確權工作幾年前就開始了，已告一段落了。到那里看，農民興高采烈，還有放炮仗的，情景和當年的土改一樣，因為產權已經落實到戶了。跟農民開座談會，農民說最大的好處是財產有保障了，土地確權了，有證了。誰再想圈占我的土地，不行，我可以告他。誰要想把我的房子拆了，那沒跟我商量，可以告他，產權得到了保障，土地流轉就加快了。我們問，為什么土地流轉加快了？他說，我到外地去打工了，我的土地入股了。還有的說土地出租了，也不用怕了，因為有證了。

還有另一個好處，就是城鄉收入差別明顯的縮小了。在嘉興市做調查，市委調查報告說，在土地確權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農村人均收入比是3.1：1，土地確權后，城市人均收入和農村人均收入之比已經變為1.9：1。

從3.1：1變成了1.9：1，為什么呢？我們開座談會時，農民說“首先，土地確權以后，農戶更放心了。擴大了養殖業，擴大了種植業，因為他有積極性了。家庭農場就在這個基礎上形成了，今年中央1號文件明確提出家庭農場，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中國要建立家庭農場，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就提高了。二是土地流轉加快了，農民心里也放心了，于是進城打工，土地就轉包給別人，出租給別人，或者是入股了，他收入增加了，進城去打工了。”宅基地歸他了，在嘉興市平湖市，是一個縣級市，農民把宅基地房子都拆掉，蓋了4層樓高的新房，比原來大，比原來好。我們問農民，你住得下那么大嗎？他說我哪住得下4層樓房，家里沒那么多人。我說那你怎么搞？第一層出租給人家外地來的商人或者本鄉的商人，從事商業，開店、開作坊、開飯館，有房租收了。還剩三層，有一層準備出租，但是房租不一樣。如果對方愿意租二層，那房租高一點，愿意租四層，我自己剩下兩層住，所以有了房租收入。因為財產性的收入，所以收入就高了。這個情況應該說是很值得慶幸的，因為多年以來農民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財產，沒有財產性收入。

還有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土地確權要重新丈量土地，發現土地多出了20%。找農民開會座談后大體得出了這樣的理由：第一個理由，當初開始承包制的時候，土地質量有好有壞，好地一畝算一畝，壞地兩畝折合一畝，現在經過30年的承包，每個農民把自己家的地整得又好又能夠豐產，所以壞地也變好地了。第二個理由，在當初承包的時候，土地是一小塊一小塊的，因為用牛耕作，所以有田埂，田埂不算面積，田埂兩邊被遮住太陽的地方不算面積。現在農民用拖拉機了，土地面積擴大了，田埂取消了，田埂也算面積，也沒有田埂兩邊被太陽遮住的地方，所以土地就多了。第三個理由，當初承包時候要交農業稅，于是農民為了少交農業稅，所以都少報。今天土地重新丈量了，剛剛量完就實報了，沒有人愿意少報。因為也沒有農業稅，少報自己吃虧，土地出租，錢少了；土地入股，自己的股就少了。而且也不敢多報，剛丈完，大家都知道。所以這樣一來，土地面積多了20%左右。

假定全國都開展了土地確權，可能中國土地會多出20%左右，甚至還要多。我們在甘肅、內蒙古考察，他們說這里當年承包的時候，壞地三畝頂一畝，他們差別大，這就是土地確權。

土地確權證明了，家庭農場在這個基礎上起來了，每一個家庭農場就是一個小微企業，重在經營。農民的積極性是不可低估的，會把家庭農場搞好，將來是種田不用愁。浙江的經驗看得很清楚，三種人是將來中國農業的主要生產力：第一，家庭農場主，他們受過培訓。第二，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民一組織就不一樣了。重慶的長壽區、江津區產柑橘，就有柑橘合作社。它的柑橘跟人家不一樣的，是反季節柑橘。人無我有，你不種我種；人有我優，你種我也種，我質量比你好；人優，我反季節。第三，民營企業帶技術下鄉，帶資本下鄉。改造土壤，把沙地改成良田，沙退人進。還有跟農民談判，在廣東湛江市徐聞縣，徐聞縣的土地很貧瘠，沒有大河，靠水庫、臺風，所以有時候產量很低。跟農民談判，你這一畝地產多少糧食，值多少錢？幾百塊錢。現在你別種了，把田租給我種。我每畝地一年付幾百塊錢給你。農民想不要我種，我還一年有幾百塊錢。他說你愿意出去打工，我租金照樣付給你，你不愿意出去打工，就留在我這里，根據你的技術水平，根據你的出勤天數，每個月發工資給你，你給我當合同工。農民說這個好啊，于是土地就連成片了。民營企業從國外引進的新品種種出來，有的種火龍果，有的種荔枝，有的種菠蘿。我們到徐聞城外，上萬畝的地，一望無際掛一個大牌子，連地名都改了，叫“菠蘿的海”。所以中國的情況，農田不愁沒人種，土地確權后，會有這種情況的。

四、收入分配：初次分配更重要

這是中國一個重大的問題。我在北京幾次會議上一再說，改革的重點應當放在初次分配，不要把二次分配作為重點。二次分配也重要，但是初次分配更重要。

有四點理由：一、農民必須有產權，有產權才有積極性，才有財產性收入。

二、受雇方跟雇傭方必須有對等地位的談判。今天中國初次分配不行，因為出來打工的農民是單個的，城里的人也是單個的。而雇傭他們的是大企業，農民出來打工，城里人出來打工，都是弱者。而雇他們的大企業是強勢，談判地位是不均等的。而工資水平制定由強者說了算，這就是初次分配的問題。這種問題西方國家也有，但它有工會組織。工會組織替弱者說話，這樣力量就強了。在中國，工會管嗎？有看到過工會替農民工討工資嗎？沒有。所以這個要改，如果這個不改，始終是強者和弱者處在不平等的地位上。

三、農民出售自己的蔬菜、水果，牧民出售奶制品或者是牛羊肉。他們也是弱勢，采購商是強勢，由他來定價格。在西方國家有農會，或者叫農民協會，以及力量強的聯社，中國也需要農民專業合作社或者聯社組織，這樣才行。

四、教育制度要改革。

中國的人均教育經費城鄉是不平等的。農民人均教育經費和義務教育，校舍比城里差，師資比城里的弱，設備也不如城里，農民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習質量差。這樣就形成了一個不正確的現象，就是職業世襲制。農民工的孩子還是農民工，他的孫子將來也可能還是農民工。如果這種情況不改變，收入初次分配就有問題。教育體制要改革，要加大農村的教育經費。好學校辦在城里，農村的孩子到城里來，學校免費讓他住，這樣就可以解決。

二次分配也重要，但是二次分配的重要在于社會保障體制，城鄉一體化，這是二次分配最重要的地方。二次分配最大的問題，城鄉社會保障體制，城鄉一律平等，這個很重要。

中央文件說“適當的時候推出遺產稅”，從長遠來說是可以的，但不容易。實行遺產稅的第一條，就是要建立完善的家庭財產登記制度，這需要準備相當長的時間。中國跟西方國家不一樣，西方國家資本主義社會已經200年了，它那些大家族已經傳了很久，它的董事長、總經理，很多都是年紀大的，甚至有70-80歲的。中國不一樣，中國老人沒什么錢，計劃經濟下生活了一輩子。中國的管理者40多歲，50歲的也有，他不知道死了會收多少稅，如果他知道這個消息后，他轉移了怎么辦？因為很多地方是不收遺產稅的。香港原來收，后來就取消了。稅率多少？門檻多少？都必須研究得清清楚楚。

而且這當中不要造成兩個惡果：一個是資本外流；二是人生前不投資了，就揮霍、浪費。這樣都不利于經濟。中國需要培育中產階級，要把分配結構搞成橄欖形的，兩頭小、中間大。中產階級不是根據收入水平定的，根據多年經驗，中產階級三個條件：第一當然是有穩定的職業，穩定的收入；第二要有一定的知識水平；第三是要有一定的道德情操。這樣的話，中國更多的中等收入比重，在全國人口中就會越來越多。

五、城鎮化：老城區+新城區+新社區

城鎮化就是要改變城鄉二元體制，這是當前中國最大的改革之一。主要的問題在農民的市民化，農民市民化實際上就是讓農民和他的家屬都融入城鎮社會.中國的國情是地少人多，如果中國要做到農民和他的家屬融入城鎮社會，現在的城市是遠遠不夠的。

中國的城鎮化率現在有兩個數字：第一個數字是國家統計局的，城市居民大概是占到51%左右。實際上這個數字不準，因為這個算法是將常住城市的人口都包括在內，而很多農民工是常住城市，也計算在城鎮居民中，但是他們的身份還是農民。

我們現在這種城鄉二元體制是形成于1958年戶口制度改革。當時戶口分為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兩種，農民在不知不覺中就成為不能離開農村的人。改革開放之后，盡管城鄉二元體制放松了，但是沒有改變。現在出問題了，上海的問題表現得比較明顯，因為上海從農民工進城以后，它的骨干工人全是農民工，原來二十多歲的農民工，現在都已經四十多歲了，成為上海各工廠的技術骨干，但他們的身份還是農民，他們的孩子不能夠在公立學校上學，醫療保障等等也跟城里人不一樣。

上海遇到的問題是，浙江各個市縣工業也發展起來了，急需骨干工人，就到上海挖。上海農民工到浙江來，給城市戶口，這就吸引了骨干工人向浙江轉移，上海開始緊張。因為這批人一走，上海靠骨干工人的農民工支撐的制造業優勢喪失了。所以上海加快了農民市民化，采取了積分制，千方百計將這些人留在上海。但若這個問題不解決的話，骨干工人遲早還是要流走，農民融入城鎮社會是一個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