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強接受采訪點評王石、柳傳志、胡錫進

2013年10月30日 16:47
來源：鳳凰財經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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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不起司馬南他們，我覺得說一次就夠了

Q：你的書里說，你的父母對黨非常忠誠，你能理解嗎？

A：我非常理解。盡管他們沒有那么多知識，甚至不會用電腦，但他們在傳統(tǒng)的意識中認為共產黨好、共產主義好。他們奮斗了一生就是為了這個。

我書里頭很清楚地告訴大家的就是，他們不是一開始懂了馬列才去參加革命的。像孔丹（中信集團原董事長）的書里頭，也特別強調父輩（其父孔原為原中央調查部部長，母親為周恩來秘書）參加革命，用了“被動”一個詞，被帶動起來的。

Q：你當時挨罵最盛的時候，被人家扔鞋，如果父親在現場會怎樣，會幫忙拾起來？

A：他對我更多的可能還是信任，他們覺得自己的兒子不可能會做壞事。我被抓起來的時候，他們都覺得我沒問題，他們知道我的品格、性格。

Q：你對黨的感情不變，是基于信仰還是基于必須面對的現實？

A：現實和信仰總是連在一起的。你能說共產黨的目標是不好的嗎？出問題也是一些人有問題，黨的綱領、黨的目標沒有問題，而且一個這么大的黨，不出問題才不正常。

Q：你的書里幾次提到商業(yè)部原部長王磊，當年他因為一篇報道就被撤職，真實的王磊是什么樣的？

A：我們兩家是世交，他是非常好的人。我認為一定是冤枉的，那些茅臺酒是人家自己帶的，你非得給人家算上錢，說成貪污腐敗。但那個時候對當官的要求真是嚴。很多年輕人認為，凡是當官的都一樣壞，其實不是那樣的。老一輩的革命家和新一代所謂當官的人完全不是一回事。

三年以前我就說新聞發(fā)言人要培訓，要占領微博，但沒有人做。過去老干部會這樣嗎？最典型的就是杜潤生，他為什么能在農研室發(fā)現這么多人才？那些年輕人，不是共產黨員時就能決定黨的“一號文件”。連續(xù)五個“一號文件”對中國農村、對承包制的影響，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巨大的。

為什么？因為老干部都會聽老百姓的。而一些新干部沒有經歷過把腦袋挎在褲腰帶上的年代，老干部都是從戰(zhàn)爭年代闖出來的，是經過考驗的。這跟信仰有關，他們不是為了個人；而現在有些官，就是為了個人。

Q：但按司馬南他們的觀點，今天有很多問題，而你就是問題的一部分。

A：我看不起司馬南他們，我覺得說一次就夠了。我告訴大家了，他們基本上都是錯的，都是編造的，我不需要天天跟他們去糾纏。

有些人，凡是敵人贊成的我就反對。凡是美國人說的我們都得反對，即使美國人說中國好他也反對：“看，他們假裝說我們好，背后其實是想說我們壞”。你贊揚共產黨，他會說：“你看，他假惺惺地說共產黨好”。這種人已經喪失了最基本的人格。

Q：那些對你的批評有沒有影響到你？

A：沒有任何傷害，我連中央電視臺都看不起。我說一句話可能是幾十萬的轉發(fā)量，可能是幾億的瀏覽量，在乎它們干嗎？沒必要把他們當回事兒，他們不是個力量，成不了氣候。

Q：接著一個問題，現在很多“大V”似乎和“造謠、傳謠”聯系在了一起，聲譽似乎不好，你有被波及到嗎？

A：那是你們想象的。任何人，不管你是不是大V，有問題都該被處理。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言論負責，尤其那些不敢實名的人，他們沒有權利說自己對言論負責，你要對言論負責首先要對自己的姓名負責。

有人說我們這些大V就為了錢，發(fā)一條微博給多少錢之類的，這種愚蠢的謠言也有人信？！我們要拿廣告費，可以拿很多廣告費，也有人找到我愿意給我出這個廣告費，但我不差這個錢啊。

寫這么多官員，不為抬高自己

Q：你的書里提到了很多官員，有“正面角色”也有“反面角色”，下筆較多的是當時的住建部部長汪光燾，他究竟算正面還是反面人物？

A：汪光燾是個好人啊，他在當部長時，經常半夜乃至凌晨兩三點三四點還叫人起來開會解決問題，每年要和開發(fā)商在一起開無數次會，制定正式文件都要請開發(fā)商參與，這應該得益于在朱镕基時代流傳下來的傳統(tǒng)。

朱镕基時代在搞各項改革的時候，座談會會開很多次。比如說房改，開了好幾千次會，大大小小的省市，來來回回，非常仔細。

房改后的頭十年里，專家和企業(yè)家是坐在一起的。我也曾被通知去參加國務院的會議，包括住建部的會議。（后來我的名字就被刪除了），原因很簡單：怕讓領導下不來臺，因為知道我不會說假話。我不太在乎我的名字從開會名單中刪掉，刪掉后我照樣可以說，我知道我說的任何東西他們都會看。

比如汪部長，雖然打過好多次，但我們現在關系好著呢。俞正聲還給我的第一本書作序言了，如果他不了解我，怎么會給我寫序呢？王岐山經常半夜里給我打電話，當上副總理后也一樣；馬凱曾是我們的董事；陳元曾是我們的董事長；何魯麗也給我寫過前言。

但是我不會把這些都寫在書里。就好像我是為了這個才寫書，或者說為了能抬高自己，沒必要。

Q：但會不會有人覺得，你書里寫這么多官員，是為了自身的安全？

A：有人就說我記錄這些官員有什么什么目的，在上海簽售時也有人問我類似問題。我說你搞錯沒有？我認識俞正聲的時候，他是山東的一個市委書記。真不知道這些人想什么呢，總是從事后來想前面的事兒，我那時候怎么知道俞正聲后來能當這么大的官？

Q：你現在是在生氣嗎……

A：你哪點看出我生氣了？

Q：那什么能惹怒你？

A：沒有什么東西可以惹怒我，有人天天罵我，但我不理他，他就很生氣，變著法兒地想找你點茬，越找越沒人理，所以他們現在憋屈得很。我也不拉黑罵我的人，人要有心胸。

Q：你的書里說，小潘就經常拉黑罵他的人，是說他心胸不夠寬？

A：是啊。心胸狹隘，我當面也這么說他。

“紅二代”和“官二代”完全不同

Q：前幾天潘石屹接受完央視采訪，回來說：“毛主席早就說過，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是娘胎里帶來的”。能不能說，你的硬也是娘胎里帶來的？

A：我的這種“硬”，有一部分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形成的。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可能會改變很多。（這跟我的出身、背景）關系不是絕對的。

大院里的生活差不多。可能一層樓里，兩居室是處長的，三居室是局長的，四居室就是部長的，分不出官大官小怎樣。大院的最大好處就是平等。軍長、師長、團長、連長的孩子都在一塊住宿，只知道我是軍人子弟，沒有人說我是軍長的兒子，我就要怎樣怎樣

Q：孩子們在這樣的家庭里是不是比較叛逆，才會去當個體戶？

A：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父母都被關到牛棚里去了，所有的孩子都是獨立生活的。所以雖然后來父母被解放了，但是獨立生活的種子已經長出來了。

最初出來創(chuàng)業(yè)的人，都是不靠父母的。郵電部部長鐘夫翔之子鐘家倫，號稱北京第一個被抓起來的個體戶，他開的餃子館同郵電沒有任何關系，同父親沒有任何關系。

那個時候是有嚴肅紀律的，經歷過三反五反的人，誰敢（照顧孩子的生意）？哪能把革命事業(yè)變成私人的貪污腐敗呢？當年北京市西城區(qū)的區(qū)長，就因為用公款請部隊的干部喝了兩瓶北冰洋汽水，就被紀委抓住緊緊不放，最后被開除了黨籍。

Q：當年的“紅二代”和現在的“官二代”有什么區(qū)別？

A：比如說老紅軍可能有三個軍功章，但他就在后勤管伙食，這些人的后代叫紅二代。官二代是什么？他可能什么都不是。從學校門一出來，就因為是研究生、博士生，就給他一個司局長當。海南洋浦區(qū)因腐敗被抓的規(guī)劃局副局長，清華大學畢業(yè)沒多久直接當了官。他算什么東西，我非常看不起這些人，狗屁不是。

但媒體需要讓你當紅二代的時候就給你擱紅二代里，需要讓你當官二代的時候給你擱官二代里，需要你當腐敗分子的時候給你擱腐敗分子里，對社會產生的誤導是極大的。但我們不在乎，我自己心里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