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千帆：官員也是人 和老百姓沒什么絕對區別

這是為什么我在《尊嚴》第二章中討論了孟子，歷史上也有不止一次儒法之爭。例如在漢初的《鹽鐵論》，儒家和法家之間就一些具體的國家政策有過爭論。讀了以后，我認為應該說儒家贏了，但是儒家贏了并不說明法治不重要，而只是因為儒家立場比較溫和。儒家并不認為一個國家可以沒有法，但是道德比法更重要。當然，這個立場推到極端的話，可能是有問題的。德治強調的是道德自律，過度強調的話容易讓我們忽視制度建設，走向人治。雖然歷史上儒家確有這個問題，但是儒家本沒有必要走向那個極端。

法家則認為這個國家只需要法就可以了，道德是沒有用的。大家想想，法家的立場也有一定的道理，因為按照儒家的理論——君子有道德、小人沒道德，但我們知道這個社會絕大多數都是小人，社會現實就是這樣，君子只是極少數，而統治是關系大眾的事情。要統治一個國家，我們要統治的顯然不是少數君子，而是絕大多數小人。用道德統治這些小人，現實當中不具備可操作性。不僅遠古的時候是這樣，今天或多或少也是這樣。比如我們很難說服那些隨地吐痰的人，其實成本不高就可以把這個惡習改掉，但是發現很難。現實中還有很多這樣的例子。

正如孫中山所說，政治是關于大眾的事情，我們顯然不能忽視法律和制度的作用。

然而，《孟子》開篇的幾句話把法家的問題很清楚地揭示出來。他跑到梁惠王那里，梁惠王問他：你來能給我的國家帶來什么利益？孟子反過來問他：你想要什么利？你作為一個君主，你的利是什么？如果大家都來談利的話，大臣也和你論利，而他的利首先是把你殺掉，取而代之。下級和上級論利，下級的利是把上級殺掉，取而代之。家族之間要論利，那么一個家族毀掉另一個家族，就是它的利。如果這樣，就會天下大亂。如果每個人都對功利斤斤計較，最后搞得社會一片混亂，每個人都活得很慘，反而不利。這就是“囚徒困境”。所以如果我們真的像儒家那樣，君君、臣臣，每個人都很守規矩，每個人都把自己分內的事做好，那么這個國家的利就來了。社會至少能保證安定，整個國家井然有序，這就是這個國家最大的利。君主統治這個國家不會有什么后顧之憂，不會發生統治不穩定或者其他令人頭痛的事情，這不也對君主有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