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千帆：官員也是人 和老百姓沒什么絕對區別

回到一開始講的問題，如果只把人假設為理性自私的，而人的理性自私往往都是短視的，那么這樣的社會確實是沒法統治的，它會變成一團亂麻。當然，法家自認為有答案，而法家的答案很簡單：亂了就嚴刑峻法、重刑去刑。犯一點點小罪，就實施非常嚴厲的刑法，而我們都是理性人，覺得犯法得不償失，所以就不犯法了。但看似簡單的法家邏輯實際上是走不通的。當今的《刑法》還是相當嚴厲的。如果說國家想治你的話，隨便安一個罪名就可以治你。

但是你會發現違法現象還是很普遍，尤其是政府自己不守法。為什么會這樣？因為雖然公私表面對立，官和民、公權和私權沒有什么絕對的區別。兩者相互聯系，也可以相互轉化。譬如權錢交易，就是公與私的一種轉化。官員也是一個有七情六欲的人，也在和民眾博弈中。如果他沒有什么壓力，為什么要嚴格執法？

我們現在環境污染很嚴重，政府為什么沒有嚴格推進環境執法？如果工作人員上門執法，老板可以通過賄賂把他搞定：我給你一點錢，你放我一馬；“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對我們倆都好。所以法家會發現，自己的邏輯是不成立的。法家自己也看到，這個社會確實是沒有一個人能被信任的。如果沒有嚴刑峻法，老百姓是會犯法的；執法要靠官員，而各級官員也是不可信任的，他們自己就是違法者……法家最后信任誰？只有一個人，那就是國君。按照他的理性選擇理論，只有國王可信，因為國王“擁有”這個國家。古時候不像現在這樣，國家從軍有變成民有。對國王來說，人民和土地都是自己的財產，人民就是為他創造財富的工具，所以只有國王一個人真正想把自己的國家治理好。這樣，權力就全部集中到國王一個人手里。這是為什么法家在歷史上統治的時候很容易走向極權主義。當然，國王實際上行使不了多少權力；許多權力流落到了酷吏手里，無法無天的迫害就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