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IEE經濟每月談第七期（文字實錄全文）(2)

2010年02月24日 18:50鳳凰網財經【大中小】【打印】共有評論0條

魏建國:

我們真的要感謝蘇司長，他用了不到10分鐘的時間講了兩個很重大的內容，一個是這次哥本哈根會議的三大成果，第二個是他講了四條關于我們中國政府應對氣候變化的公共政策和國家戰略，使我們大家明確了下一步我們要做的努力。特別是我感到他提出的，中國在如何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我們既要努力推動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同時又要切實維護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的各項權益，這確實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蘇司長在不到十分鐘的時間內做了這么兩個大題目的闡述，我們應該再次把掌聲送給他。

下面我們還要請出哥本哈根會議中國團的另外一位副團長，那就是外交部應對氣候變化談判特別代表于慶泰大使。于大使是一名資深的外交官，他和我們蘇司長一樣，在外交戰線身經百戰。2007年9月，外交部成立了應對氣候變化的對外工作領導小組，于大使剛剛從駐坦桑尼亞回來，在坦桑尼亞期間，中坦的友誼，特別是坦贊鐵路一直是牽掛著我們國家老一輩領導人和三代領導人的共同的關心，于大使在促進經貿關系和人民友誼的發展，為促進中非經貿關系和人民友誼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現在從非洲轉到應對氣候變化這個領域。我和于大使也有所接觸，于大使在外交部素以“冷靜、謹慎”著稱。于大使在應對氣候變化談判里，人家都說他在好多問題上緊咬不放。對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談判形勢，我們想請于大使來說說，您是怎么判斷的？您認為中國在這樣一個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面，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戰略？下面有請于大使解答。

于慶泰:

謝謝秘書長。大家早上好！很高興參加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主辦的經濟每月談交流會，這次交流會的主題是聚焦后哥本哈根時代。剛才秘書長也給我交代了一個題目，但我想為了講好后哥本哈根時代，應該從哥本哈根會議以及會議之前談起。大家可能都記得，在哥本哈根會議之前，發達國家有意地把注意力引向發展中國家，尤其是發展中的大國，個別國家還特別渲染，哥本哈根能否取得成功，關鍵在于中國，在于中國如何行動。所以，當時的情況，我們面臨著比較大的壓力。如何有效地化解壓力，在維護我們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發展權的同時，積極促成哥本哈根會議取得積極成果，是我們在哥本哈根前夕所面臨的重大的外交問題。

于慶泰:

在這個大的背景下面，中國政府做了這樣幾件事：第一，在會議之前，主動地向世界宣布了我們在未來十多年的時間里，為應對氣候變化將采取的國家行動目標。在哥本哈根會議上，溫總理在他的講話里又向世界宣布，盡管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盡管我們面臨著發展經濟、消除貧困的嚴峻挑戰，中國仍然愿意為應對氣候變化承擔極具挑戰性的行動目標。他又明確地指出，不論我們面臨多大的困難，我們都將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成這些目標，并且努力去爭取做得更好。中國的這個實質性的行動，不僅向世界展示了我們對應對氣候變化這一人類共同的挑戰高度負責任的根本態度，同時也為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建設性的氛圍。

第二，溫家寶總理親自出席大會，他在短短的三天時間里，展開了頻繁的外交活動，會見了很多國家的領導人，包括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包括大國以及幾十萬人口的小國。同各方深入交換意見，為縮小分歧，促進共識，積極地做各方的工作。同時，中國代表團也以非常明確的語言指出，中國已經提出的自主行動目標是不容談判的。這樣就挫敗了少數國家壓中國承擔超出我們責任、超出我們能力的義務的做法，有效地維護了中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和發展空間。

第三，在會議的最后階段，越來越多的人擔心會議面臨著巨大的困難，很可能會無法取得任何結果最終以失敗告終。在這種危機關頭，溫家寶總理親赴一線做工作，最終同有關國家領導人在一起，就談判當中的核心難點問題達成共識，為促成哥本哈根氣候大會避免無果而終，最終取得積極成果，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于慶泰:

因此，回顧哥本哈根會議的整個過程，可以毫不夸張地講，中國在哥本哈根會議期間所發揮的作用是非常積極的，是極具建設性的，如果沒有中國的貢獻，哥本哈根會議能否取得階段性的積極成果還是一個非常大的問號。

現在已經進入了后哥本哈根時期，各方都在對哥本哈根會議的結果，對兩年以前的巴厘島氣候大會到哥本哈根之間兩年的這種國際談判和合作過程進行評估，所以哥本哈根會后各方都應該進行反思和調整的階段，著眼點是今后的談判進程以及定于今年年底召開的墨西哥氣候大會，各方的立場和策略都可能出現一些調整和變化，但我個人認為，在一些核心問題上，各個主要方的立場不大可能會有實質性的變化。

于慶泰:

首先，國際社會為應對氣候變化而尋求合作的基本態度不會改變，盡管各方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分歧將長期存在，各國仍將會為尋求所謂最低限度的共識作為合作的基礎，為實現這一目標會繼續努力。

第二，發展中國家維護自身發展權益的基本立場不會改變。發展中國家是氣候變化問題的受害者，同時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又面臨著發展自己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消除貧困等等非常嚴峻的挑戰。發展中國家在未來階段的談判中，將繼續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同時也會在各自的可持續發展框架內積極為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的問題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第三，我個人認為，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嫁責任的既定政策不會有實質性改變，發達國家在兌現減排和資金有效利用方面缺乏誠意，是一個長期的問題，未來階段也很難估計，也很難有根本性的變化。同時，他們要繼續壓發展中國家承擔不合理的義務。在這個過程當中，所謂的新興大國仍將是他們的主要目標。因此，可以估計在未來的一年里，氣候外交舞臺上仍將是一種共識與矛盾交織、合作與斗爭并存的基本態勢。國際談判進程仍將面臨重重困難。

于慶泰:

面對這樣一種形勢，中國該怎么辦？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但是概括起來可以講以下兩個方面：第一，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我們正處在工業化、城鎮化加快發展的階段，能源結構以煤為主，控制溫室氣體排放面臨著特殊的困難。實現我們已經提出的行動目標，需要我們付出艱苦卓絕的努力。要做到言必信、行必果，我們就必須立足科學發展，把應對氣候變化作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堅定不移地走低碳、綠色發展道路。

第二，繼續有效地參加國際談判進程，積極地推動國際合作，維護我們的主權和發展權，同時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應該我們承擔的責任，就要積極地承擔，并且言必信、行必果；不應該由我們承擔的責任，有損我們國家利益的，不管談判中的壓力有多大，我們也要堅決地頂住，因為我們中國的核心利益、中國的發展權是不容談判的。謝謝大家！

魏建國:

謝謝于大使，他用了不到十分鐘的時間，把整個哥本哈根談判的情況做了一個一目了然的介紹，使我們清楚地看到發展中國家在哥本哈根會議上的立場。大家也知道，在氣候變化大會談判桌子上，發展中國家要求得到的3000億美元的援助，不是一個福利，而是發達國家在當前國際協議下面應該遵從的法律義務。發達國家在減排援助上，沒有兌現它的承諾。所以，在這個哥本哈根會議上，進展不盡人意。他自己連一句“對不起”的話都不說，反而責怪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在這個會議上，把“沒有取得進展”歸罪于中國，實際上是一點道理都沒有。所以我們在看到英國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會后所發表的言論之后，我們就看到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關于各自權利和義務上的分歧還是很嚴重的。所以我們也感謝于慶泰大使，對我們下一步如何做出談判，提出了他的建議和想法。

在這中間談判是很復雜的，用什么樣的理論去斗爭、去爭取，特別是爭取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的利益，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這個方面，我建議大家聽一聽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潘家華教授的意見，他提出了碳預算的理論。這個碳預算的理論不僅受到了國內決策部門的高度重視，同時也引起了國際上的廣泛關注，但也引起了一些不同的意見，甚至是曲解。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國內很多的企業家和理論家、學者也紛紛提出了一些問題，所以我們想請潘所長能夠在今天為我們進一步地說一說，中國在復雜的國際氣候博弈談判中，到底應該選擇什么樣的理論為指導，這種氣候的博弈在未來的前景是怎么樣的？我相信，這也是我們在座的每個同志都想聽的，下面我們有請潘家華所長。

潘家華:

謝謝秘書長。各位女士們、先生們，剛才蘇司長、于大使高屋建瓴、總攬全局，基本上都講完了，所以我現在沒有就哥本哈根相關情況的介紹。剛才秘書長就讓我談個人認識，個人認識可以自由發揮的空間非常大，所以我今天有五點問題可以與大家一塊交流和分享。

首先我想問一個問題，大家知道什么是氣候變化？第二，想與大家一塊討論的是國情、排放空間、發展空間是什么樣的關系？第三，在泛政治化的減排利益的國際博弈是種什么樣的格局；第四，如何看低碳經濟；第五，我們只能通過發展來低碳化。

潘家華:

先就第一個問題與大家討論，從科學的角度來講，以微生物為特征的氣候變化改變，從法律方面來講，科學應對的問題，我們現在對這個問題的很多理解已經超出了科學和法律的范疇。氣候變化究竟是什么？我們倒是覺得氣候變化應該是一面旗幟，什么樣的旗幟，它是發展經濟，節能減排，改善生活和消費方式，推動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深刻變革的一面旗幟。這面旗幟可以打，現在大家都在打。既然是旗幟，就有可能拉大旗作虎皮，氣候變化就可能變成一根棍子。談氣候變化在政治上是正確的，在道德上是高尚的，而在經濟上是有殺傷力的，應對氣候變化是要付出代價的。也可以用來扣政治帽子，可以進行道德指摘，也可以作為糖衣炮彈。所以現在氣候變化也是一根棍子。它還是一座高山，高不可攀，需要腳踏實地付出艱辛的努力，一步步奮力前行。我們現在沒有纜車，你交錢也沒有這個纜車，只能慢慢爬。所以我們要一鼓作氣地奮力攀登。同時我們也需要審時度勢，繞行也是必要的。有時可能還會走下坡路然后再往上攀登，氣候變化是一個高山。也有人說，氣候變化是一個陷阱。本來這個氣候變化可以合作，可以很好地保護環境，但從哥本哈根的情況來看，感覺氣候變化是一個話柄，發達國家沒有任何實際的東西。我們看哥本哈根會議，顯然是一個布滿鮮花、看似坦途的陷阱，掉下去就會不能自拔。在我來看，氣候變化還是茫茫大海中的一個扁舟，人類需要同舟共濟，在生存發展中應該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要同舟共濟才能前行。

潘家華:

排放空間與發展的關系。國情無非就是人口、經濟、技術、文化、制度、體制，最后是一個自然資源稟賦。國情是這樣的。

排放空間是什么呢？無非是消耗的空間、現在占有的空間，將來需要的空間。這是排放空間。

發展空間是什么呢？無非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發展速度，二是發展水平，三是發展規模。顯然，這三者之間，國情、排放空間、發展空間是相互聯系的。有人說排放空間和發展空間是辯證的關系，好象也是這樣。因為發展和溫室氣體沒有關系，沒有溫室氣體我們也照樣發展。但在當前社會經濟技術條件下，這個關系不可以割裂，發展關系在當前的情況下等同于排放空間，沒有排放空間，發展空間就受到制約。

潘家華:

第三個問題，泛政治化條件下的國際利益締約國。大家知道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氣候變化經過二十多年的談判，為什么是涇渭分明、南北必爭，這顯然是在利益上有分歧。減排顯然是要有成本的，如果沒有成本，發達國家不會這樣，發展中國家不會望而卻步。正是因為有成本，大家都有難處，發達國家有難處，發展中國家也有難處。發達國家的難處是什么呢？占用既得利益。發展中國家爭取的是什么呢？發展的權益。你沒有排放空間，就沒有將來的發展速度、規模、水平。

埃塞俄比亞人均0.08噸的二氧化碳，這肯定是低碳。我們需要這樣的低碳嗎？顯然是不需要。在這種情況下，剛才我們說了氣候變化是一葉扁舟，大家都在地球上，為了人類共同的未來，我們也要同舟共濟。這個同舟共濟并不僅表明競爭，也有合作。南北有競爭關系，為了低碳技術的競爭，為了今后經濟的競爭，在這個過程中，發達國家如果永遠處于優先地位的話，發展中國家永遠是跟著發達國家走；發展中國家如果有一個高起點，我們也可以發揮能動性、創造力，我們也有競爭優勢，探索出一條新路子。在這個博弈中也有這樣的低碳競爭力的比賽。

潘家華:

第四個問題，如何認識低碳經濟。嚴格意義上來講，就是無碳、零碳，這是不可能的。對發展中國家來講，發展優先，我們先不受這樣一種既定目標的限制，我們是要發展優先。對我們來講，這是不適用的。低碳發展是一個過程，相對于昨天，相對于現有的基礎，不斷低碳化的過程。我們現在講的低碳經濟，是與低碳化的進程相對的。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我們就應該高舉低碳經濟的旗幟。現在低碳經濟是與其他技術不一樣，與生態經濟不一樣、綠色經濟是不一樣的，為什么呢？因為低碳經濟是有約束的，而生態經濟和綠色經濟是沒有約束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高歌，而不應該猛進。

最后，講講中國的選擇。我們現在要搞低碳，無非就是幾種選擇，停止發展，像美國金融危機，每年消費下降、溫室氣體排放下降，在前蘇聯解體之后，俄羅斯現在的溫室氣體排放還不到70%。第二，延緩發展。本來我們可以三十年、五十年，2050年就能夠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得慢慢來，2100年、2200年達到低碳化水平，但大家的生命是有限的，我們沒有這個耐心。那就要加快發展、低碳發展。

我就這樣幾個問題與大家交流，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