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IEE經濟每月談第七期（文字實錄全文）(3)

2010年02月24日 18:50鳳凰網財經【大中小】【打印】共有評論0條

魏建國:

非常感謝潘教授。他用生動的語言、形象的比喻，把我們帶到比較好理解的境地。他給我們講了，比作是棍子、比作是高山，比作是汪洋大海中的一葉扁舟，就如何進一步地更新中國安全經濟的發展和未來經濟發展的目標提出了理論，今天給我們上了一場很生動的關于氣候變化和應對氣候變化的課。如果說我們中國在哥本哈根會議上引起各方關注的原因，除溫家寶總理代表中國政府在整個大會上做了中國政府的莊嚴承諾之外，中國的專家學者、理論家也為這次大會做了很好的準備。潘所長是這次出席哥本哈根會議顧問團的副團長，所以他提供的理論也為我們在大會上獲得了不同尋常的反響作出了貢獻，我們再次鼓掌感謝。

實際上，很多外國人都跟我講，我遇到了哥倫比亞大學的薩克斯，也遇到了一些智庫，確確實實，他們中了解中國情況的人都認為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采取低碳經濟上，在某些方面甚至比發達國家還好，但是有些人就是視而不見，就是說中國、指責中國。我舉一個例子，我們中國在清潔發展機制，簡稱是CDM，這個項目活動中，大家在國際上一直公認清潔發展機制中國做得很好，而且也是非常成功的，是一個值得驕傲的事情。但奇怪的是，就在哥本哈根剛剛開始前幾天，聯合國的一個叫CDM執行理事會，對中國的風電CDM項目提出了質疑，引起了全球廣泛的關注。這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國做錯了嗎？下面我們要請出CCIEE的高級研究員曾少軍博士，談談他的看法。曾博士不僅擔任我們智庫的高級研究員，而且還擔任著兩個社會職務，一個是全國工商聯新能源商會的秘書長，一個是清華大學CDM研發中心的主任。哥本哈根會議期間，他受哥本哈根大會的邀請，也代表中國工商界出席了相關的會議，您是否能夠借此機會向我們介紹一下有關的情況，以及您對中國CDM減排實踐和前景的看法。大家歡迎！

曾少軍:

今天在這里和大家交流，感到十分榮幸，今天有這么多的領導，還有這么多高級專家，當然還有經濟每月談這么高層次的論壇。前面三位領導和專家分別就氣候變化的政策、談判，以及相關的減排理論做了很好的講解，我個人也深受啟發。借這個機會，我跟大家分享幾點，應主持人剛才的要求，我在哥本哈根參加會議間的活動，給大家做一簡單匯報。另外，就目前聯合國EB關于中國的風電CDM，甚至現在擴展到水電的一些項目，遇到的一些麻煩跟大家提幾點建議。最后，我想就目前，大家在座的很多都在減排的咨詢和交易機構，就目前的情況，與大家做一討論。

曾少軍:

首先，我代表中國工商界所做的一些工作，12月13日—16日，受丹麥王國政府的邀請，我們和全國工商聯新能源商會的代表參加了全球主要經濟體工商界論壇。去的時候發生了一個很有趣的事兒，我進去一看大會說要把CDM替代掉。我們看了就感覺，那我們是代表中國工商界來開會的，來這兒干嗎呢？我一看很不高興。我們就緊接著和他們磋商交流。在會上我也表達了一些觀點，CDM應該講到目前為止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我個人認為是唯一有效的經濟機制，而且是雙贏的機制。這很好，為什么要替代呢？當然，CDM也有一些毛病，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往往是因為規則的問題引起了矛盾，我的看法是應該修改、應該完善，但不應該替代。甚至是可再生能源、零碳，應該有一些可激勵的措施。當然我們還要幫助不發達國家進行CDM方面的能力建設。我今天來之前，查了一下數據。中國到目前為止注冊的數量是730個，已經簽發的數量是196個，中國發改委批準的項目是2369個，我們做得很好，我們在全球的比例，目前中國是36.16%，第一。但光自己做得好不行，我們還要幫助非洲國家等一些窮國建設。

曾少軍:

另外，行業方法。這是很多西方國家經常在不同的商務會議場合、學術場合提到的觀點。我就強調，行業方法可以作為發達國家內部減排和量化指標，但不能夠用來作為全球統一的排放和技術標準。用這種行業的方法來規范、替代CDM，我認為是輕率的做法，有悖于“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所以在這個會上非常堅持，要召開新聞發布會，但如果我們的觀點沒有得到采納這個會也不太好開，最后大會的主席表示，CDM應該加強。之后，我們就拿著中國的五星紅旗參加了記者招待會，這個會才最后進行，在這個方面應該是為中國爭取到了一些利益，這是跟大家匯報哥本哈根會議期間我的工作。

曾少軍:

第二，談談包括前兩天EB對中國的水電項目提出的一些廣泛的審查，風電項目有兩個過的，還有八個沒過，還有70多個項目。風電主要是涉及到電價的問題，在座的也有外國朋友，以我個人的親身經驗，我在做中國第一個風電CDM的時候，當時的電價是0.467元，在江蘇如東，但現在江蘇如東的電價發展到0.61元-0.62元，怎么會說政府的電價低于這個電價呢？所以我覺得聯合國對中國的情況沒有了解得很清楚。他們得出了相反的結論，所以在這個方面，包括我們的水電，現在主要是收盈率方面，根據小水電規程是12%，現在有可能提到8%，面對這些問題我們怎么辦？

曾少軍:

我有三個方面的建議：第一，要冷靜對待。要嚴格按照聯合國的CDM的方法和規則辦事。按照法律的規定執行，就應該沒有錯，應該據理力爭。

第二，大家要團結起來，通過行業組織和聯合國進行交涉。氣候管理部門也做了很多工作，有的企業自己也進行了聯合和呼吁。我經常講一個觀點，一個人的聲音是有限的，一群人發出怒吼就代表了聲音。我們用行業的聲音，幫助我們政府從另外的角度做一些工作，這方面我們有關部門也在推動相關行業的成立。特別是各個咨詢機構不要自行其是，他給聯合國答復的是一個標準，另一個機構給聯合國答復的又是另一個標準。所以這些方面大家應該加強溝通和交流。

第三，密切注意聯合國各種規則，這本身是一個經常變化的，每個月都要開會，所以在這方面我們每一個交易機構要注意。

最后，跟大家交流一下關于減排這塊的企業今后怎么辦。我在不同的學術刊物、交流場合都提出一個概念，就是減排管理。大家可能知道一個能源管理的概念，我借這個能源管理推及到減排管理，今后我覺得我們不要僅僅盯著CDM咨詢這一塊，你會很被動的，越做越窄，所以我提出了四個方向，一是CDM可以繼續做；二是資源減排這塊要給予足夠的關注；三是建議大家對能源審計這塊的業務要充分介入。最后，建議大家在可能的情況下，資金比較充足的情況下，可以介入減排項目投資。

曾少軍:

總之，對大家的建議，要放眼長遠，要堅定信心，越是在這種困難的時候要看到希望。我有一個基本的觀點是市場化的減排機制不是到氣候變化所采用的，實際在上世紀70年代，市場化的減排機制，在污染治理領域里已經被證明是最經濟有效的方法，所以我們要有信心。我和有的朋友交流的時候說，從事氣候變化事業是很光榮、很偉大的一份事業。也許，在我們這一輩子結束的時候也沒有完，但當我們兩眼一閉回顧這一輩子的時候，我們做了一件對人類很有意義的事，同時會感到很欣慰，謝謝大家！

魏建國:

謝謝曾少軍博士。他在哥本哈根會議上據理力爭，代表著中國的工商界，代表著中國的研究人員和理論界，最后使大會接受了我們中方的建議。實際上他們也是配合著中國政府代表團做了大量的工作。從這個現象可以看到，中國政府代表團、專家學者，以及工商人士，在整個會議上是真正的團結一致、上下結合、內外結合，取得了這場勝利。所以我們應該也把掌聲送給曾少軍博士。

今天的機會真是難得，我們很難有機會把在座的，像蘇偉司長、于大使，他們經常在國外跑，一年當中，可能有一半的時間進行國際談判和國際會議。他們倆都很難在一塊，但我們今天有這樣的豪華陣容，有這么多人參加，是非常難得的。

下一步進入點評階段，我們主席臺在座的是參加會議的，還有一些學者、專家，請他們就我們主席臺上的各位嘉賓所講的進行點評。他們也是知名學者，也有自己的理論。我們希望他們可以就自己的想法和理論也來談一談。

首先請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齊曄教授，他是在氣候領域中很著名的學者，我們最近特別注意到，齊曄教授提出了“低碳經濟地球系統觀的實踐觀點”，我們對此還很陌生。還有專家學者對當前氣候到底是變暖還是變冷有不同的解釋，下面我們請齊教授對臺上的幾位嘉賓進行點評。歡迎齊教授。

齊曄:

尊敬的魏秘書長，尊敬的各位來賓，大家早上好！首先，請允許我利用這個機會，向我們中國談判代表團的團員和智庫的專家，包括相關行業的、非政府組織的人員，在哥本哈根大會前后所發揮的作用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謝！

剛才魏秘書長讓我談是變冷還是變暖的問題，這個問題大家是有一些爭議。但有一點，沒有爭議的是什么呢？就是氣候變化這個問題現在是變得越來越熱烈。今天談不上是點評，剛才聽了各位領導和專家的發言之后，我談談個人的一點體會和感受。

齊曄:

首先，我覺得在和平時期，我們的談判代表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們看來，他們從容不迫、溫文爾雅、面帶微笑地對待談判，但我們知道任何談判都是艱苦卓絕的。氣候談判又和其他談判不一樣，因為他們所代表的不是一個集團的利益，也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利益，而是涉及到整個人類、全球的利益。這樣的談判涉及到的范圍如此廣泛、影響如此深遠，他就更加艱苦。他們身上所肩負的是非常重大的責任，負重并不足惜，甚至還要受到一些誤會，甚至是無端的指責，所以我在此表示非常大的敬意。

剛才聽了各位專家發言之后，我們認識全球變化的問題，剛才感覺到，我們可以從不同的維度和不同的視角看待這個問題。從不同的維度，從時間和空間上來看，從時間上來看，顯然是有近期的視角和遠期的視角。從近期的視角來看，剛才蘇司長和潘教授都談到了，氣候變化問題在近期來講，甚至在中期來講是發展空間的問題。我們知道中國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正處在工業化的中期、初期甚至于剛剛起步的階段，這個階段非常特殊。它表現的突出特征就在于單位GDP能源的燃燒和碳排放的含量是非常密集的。這點和廣大發達國家是不同的，發達國家基本完成了工業化的階段，步入了后工業化信息化的階段。當GDP增加的時候，碳排放不僅僅沒有增加，而且是減少。當然，在這當中也是受益于整個全球化，因為有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為此承擔了碳排放的數量和責任。這是一個非常不同之處。

齊曄:

在中國來看，我們有差不多三分之二，有60%—70%是用在制造業和生產方面。在發達國家，剛好是倒過來的。三分之二碳排放是用在消費領域。談判的核心問題之一就在于發展中國家要不要維護和保持發展空間，特別是當貧困、疾病、不發達甚至不均衡的情況之下，這點表現得特別突出。

順著時間的維度來看，是長期的。從長期來講，氣候變化的談判，氣候變化應對工作的實質，在于國家經濟競爭力的問題。從長遠來看，我們知道經歷了過去二三百年工業化的過程之后，我們有一個碳基能源的時代逐步轉化成非碳基能源時代的過渡時期，誰掌握了非碳基能源的技術、非碳基能源的經濟發展模式和制度，誰就在未來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當中就占據主動。從長遠來看，它又是經濟發展競爭力的問題，這也是為什么我們會發現在整個談判過程當中，既有爭論，既有斗爭，又有合作，因為我們著眼于全球的未來，著眼于經濟社會的競爭力。

齊曄:

從空間上來看，首先氣候是一個全球的問題，涉及到全人類的福祉，正如剛才潘教授所提到的，這是一個汪洋大海中的一葉扁舟。也是在去年的時候，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訪華之前，提到我們是同舟共濟。我們知道，當時提到的是在應對金融危機上同舟共濟。應對氣候變化上，我們更要同舟共濟。只是說在這一艘船上，有的人是包裹巨大的財富，有的是相對比較貧困。誰先扔掉一些包袱，誰先減少重量，這是顯而易見的，誰來承擔更重大的責任、誰來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在哥本哈根談判當中，我們發現恰恰相反，一些相對經濟欠發達、后發達的國家，反而發揮了更加積極、更加主動、更加具有前瞻性的作用。

從一個國家治理一個地區、一個城市來看，全球氣候變化問題恰恰是我們改變和優化產業結構、轉變發展方式、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社會，發展生態文明，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重大戰略機遇。這也是剛才蘇司長提到的，中央把應對氣候變化的問題當作中國重大的國家戰略。我們沒有太多的國家戰略，這個意義是非常深遠的。從這個視角來看就有兩個均衡、兩個平衡，一個是平衡我們的近期和遠期，這之間是有矛盾。不能僅僅為了未來的競爭力犧牲目前的發展空間，也不能僅僅考慮目前的發展空間就忘卻了未來的競爭力。有一個國家利益和全球利益之間的平衡，我們不能因為一個城市、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的發展利益而犧牲全球的利益，里面有一個均衡。所以在整個談判當中也好，在應對氣候變化當中也好，我們發現有一個問題非常重要，就是平等和道義的問題、公平和道義的問題。當大家把目光放在利益上之時，往往忽視了公平和道義的問題。當然，這個公平和道義不僅僅是在發展中國家當中，也在各個地區之間。在這個過程中，它注定是一個艱苦卓絕的努力。在這個問題中，我們聽到太多的喧囂、太多的抱怨、太多的不滿和太多的悲觀，在這個過程當中，恰恰我們所需要的，是曾少軍博士所表現出的積極的、樂觀的、理想主義的東西。

我看今天在座的大部分是年輕人，讓我想起了幾十年前偉大領袖毛主席所談到的“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這句話，如果我們把發達國家看作是他們，把發展中國家看作是我們，我們不妨這么說：世界是他們的，地球是他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到底是大家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