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2005年調查報告出來的時候，人們就注意到樣本和群體總數都有了明顯的增加，當時沈穎對媒體解釋，因為加入了一些中高級公務員的樣本，比如處級和局級干部。她的看法是：有些國有企業的一把手是同時兼任政企兩個身份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將他作為商務人士考慮，而不是一個官員。“至于2006年商務人士數量的增加，是社會化和城市化所帶來的分化?！敝档米⒁獾囊稽c是，這些商務人士的崗位并不屬于像公共設施服務業、餐飲業、醫院、軍隊、學校、房地產管理等這些行業，2004年的報告中，這一點被明確注明。

“按這樣的調查樣本，是否具有代表性？既然這是一個有關商務人士的報告，像餐飲業、房產經紀和物業公司這樣一些企業有什么理由被排除？還有，為什么一定要界定是50人以上的企業？不同行業應該有不同的界定。”一家市場調查機構的研究人員對記者提出這樣的疑問。

沈穎認為，“之所以沒有把50人以下的企業考慮在調查范圍之內，主要是因為這類企業規模小、穩定性和影響力都不夠，在西方同類的調查對公司的員工規模也做了類似的限定。”而另一些疑問正說明這個群體的特殊性，這個群體并沒有完全獨立，他們中的一部分是官員，而另一部分人則沒被計算進來。中國特色的國情和行業與行業間的區別，使身份的界定并不那么簡單。有人提出，相比之下，那些單純以收入來界定人群的研究似乎可以避免這樣的麻煩。

事實并不盡然。據媒體報道，國家統計局相關部門曾發放30萬份問卷，歷時4個多月，完成了一份抽樣調查報告，但當國家統計局的相關負責人試圖用6萬元至50萬元的家庭年收入來設定中產家庭的界線時，這引起了人們的強烈質疑。人們對于6萬元的低門檻感到困惑，對單純用收入來界定一個階層是否合適同樣存有疑問。

上海作家程乃珊長期在上海和香港這兩個城市擺蕩，這兩個城市均可稱為中產的沃土。關于階層的界定，上海作家程乃珊曾提出一個關鍵點：就是自然自發的生活習慣。在她的博客里，她舉了個例子。比如老上海的“中產階層”和暴發戶的一個重要區別是，那時玻璃絲襪二兩黃金一雙，暴發戶一買兩雙，老“中產階層”則通常把錢花在耐用品上；一部分中國人和外國人的區別是，外國人買的GUCCI這類頂級品牌，商標幾乎看不見，而一些所謂的中國“中產階層”卻喜歡展現最大的商標，生怕別人不知道自己用的是名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