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谷：自由市場經濟是一個錯誤的理念 導致金融危機

2011年11月10日 09:43
來源：鳳凰網財經

字號:T|T

0人參與0條評論打印轉發

李若谷(資料圖)

鳳凰網財經訊 2011年11月10日，中國進出口銀行董事長李若谷在國際金融論壇2011年全球年會上發表演講時說，過去80年代以來，在世界上流行的自由市場經濟理念，實際上是一個錯誤的理念，是導致這次金融危機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以下為發言實錄：

李若谷：有點沒有想到兩次來演講。今天我想講四個問題。這四個問題，實際上每個問題都可以作為單獨的問題，寫不止一本書。四個問題又相互聯系，第一個問題，我想講講本次金融危機實際上是西方制度的危機。昨天在演講中我提到了，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世界經濟經歷了多次的危機，這幾年全球經濟危機和這次債務危機，更使整個發達國家處于了危機的中心。從表面上看，是一次一次的金融危機、債務危機，但是其背后是更深層次的產業危機、發展理念的危機。

當前世界經濟跟幾十年前已經完全不同了，主要就體現在經濟的全球化和經濟實力的對比關系上，與過去不一樣了。過去在經濟發展中適行的一些理論和分析方法可能要進行改革，現在也不會完全有效。當然危機出現以后，有人質疑是不是全球化的問題或者是市場經濟的問題，我個人認為它不是全球化的問題，也不是市場經濟的問題，而是在實行市場經濟中的一些理念問題。

因為市場經濟實際上是人類經過不斷探索找到一個比較適當的一種經濟發展模式，但是它還不能走極端。也就是說全球化不能走極端，市場經濟也不能走極端。每個國家的發展道路是各不相同的，他們都有自己的市場經濟發展道路，不可能按照一個模式去發展。

市場經濟這只看不見的手也不是萬能的，過去80年代以來，在世界上流行的自由市場經濟理念，實際上是一個錯誤的理念，是導致這次金融危機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金融危機出現以后，一些西方國家說是金融監管的問題，是監管不嚴，或者是監管制度不好出現的問題。實際上不是。因為它始終從80年代以來就強調自由市場經濟。所以你越少干預越好。那么市場可以自己調節。這種理念是造成這種危機的一個最根本的原因。

世界是在變化的，世界各個國家的情況也是不同的。總之，其中用一個最佳模式去套用所有的國家，指導所有國家的經濟發展，這種理念也是注定要失敗的。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理念，還有一個理論，叫福利國家、福利社會。我以為也是制度性問題。人類追求比較美好的生活，不斷改善提高社會的福利，沒有什么大的錯誤。但是，關鍵是怎樣掌握一個合理的度。如果按照目前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做法，很可能出現一種財政不堪重負，債務纏身。而你創造的卻是一個好吃懶做，不勞而獲的群體。現在有的國家的失業保障救濟比參加工作的還要優惠。因此，你鼓勵的不是靠自己的勞動創造自己的生活，而是靠一種補貼、救濟。

這次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發生，和這種福利社會、福利國家的思想恐怕不無關系。提高社會的福利并沒有錯誤，但是如果把提高社會福利作為競選的一種資本，大家競相去爭取選民的支持，來許諾提高社會福利，然后用財政赤字來支付這種社會福利的話，那么它顯然是一個不合理的制度，早晚要爆發危機。

我聽到一個消息，我不知道是不是確實。今天早上德國已經愿意考慮讓一些國家退出歐元區，不知道這個消息準不準確？那證明什么呢？證明一些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不適合繼續留在歐元區里面。但是如何在經濟的發展中處理好國家、市場、個人應負的不同責任和應該發揮的不同作用，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理論問題，現在并沒有哪個國家把它研究好了，人類還在探索中，希望繼續探索這個問題。

第二，我想講講經濟與金融的關系。經濟和金融，尤其是跟實體經濟之間，必須是相互一種良性的互動關系，才能促進經濟可持續、健康的發展。金融業發展必須建立在對實體經濟增長做出實質性貢獻的基礎上。但是不能無限的把虛擬經濟放大。當然，也有的人曾經建議，有的國家只搞虛擬經濟，有的國家搞實體經濟，然后互相進行交易。作為一種理想模式，也許可以，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我認為它難以實現。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這次，為什么一個經濟最發達、金融最發達、市場經濟制度最完善的這樣一個經濟體，成為了經濟危機的中心，大概和它經濟過分虛擬化、產業空心化有很大的關系。比如說德國這次受到的危機相對小一些，為什么？因為它的實體經濟比較強勁。

中國和西方國家的生活習慣、傳統都不太一樣，中國人比較愿意儲蓄，儲蓄就是一種投資，它的對立面就是投資了。因而，投資在中國的經濟增長中也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其他國家不一樣，有的國家批評中國的投資率過高，我個人認為它之所以有這么高的投資率，有著相當成分的合理性在里面，就是說它還需要這樣的投資來創造就業機會。根據我們的測算，在外需不振的情況下，中國的經濟增長每增長一個百分點，投資就要增長2到3個百分點，而中國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創造的就業機會只有80萬到130萬之間，年份不太相同，創造的就業機會也不是完全一樣。

中國是有著巨大人口的二元經濟體國家，到今年也許城市化可以達到50%的規模，未來幾年內，每年都會有幾千萬人從農村轉向城市。就算每年解決900萬的就業機會，中國至少需要7%的增長速度。如果按照兩個點增長投資或者是三個點增長投資，那么中國的投資率應該在20%左右。而且中國還有各種社會的保障缺口，需要個人和家庭來解決。西方主要是靠國家來解決，中國很多問題是靠家庭來解決的，靠子女、父母之間的相互幫助。我覺得這種模式比西方那個完全靠國家的那種模式要好，不能拋棄，還是要靠國家、個人共同來承擔一些社會保障的責任。

因此，中國沒有儲蓄是不可能的，沒有投資也是不可能的。有些人也講中國的消費不足，我覺得消費不足這個話題，結論不成立。昨天有一位演講嘉賓已經講到這個問題了，我不想深入的談。我只想說中國現在的城市人群收入，去年只有24000，農村只有6000多，在這樣一個收入水平下，我想消費是很難發揮重大作用的，這個也是一個事實。

在新興國家，在發展中國家，它是高增長、高投資、高儲蓄，有一定的合理性，不應該求全責備。發達國家消費過度，發展中國家儲蓄反而受到指責，這個也是不對的。發達國家也想解決當前的危機，最主要的是把他們具有優勢的部門，要高新技術產業化，而不是回到初級產業去。

第三，人民幣匯率問題。人民幣匯率問題是一個經常被提到的話題。金融危機以來，美歐各個國家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刺激政策，基調都是量化寬松。量化寬松并不是一個市場行為的產物，是在逆周期調控理念指導下，各國政府應對危機的一種措施。量化寬松的政策的結果，就是推動了美元和歐元的貶值。美元和歐元一貶值，他們就要求人民幣升值，而不管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不是也需要人民幣的升值。人民幣的幣值變化，應該根據中國經濟的實際情況和中國經濟的發展需要來做出，而不是根據美歐的貨幣政策來決定。

在這場空前危機的情況下，如果總是糾纏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而不是來研究和分析自己經濟中所存在的問題，那么我想我們這個危機是走不出去的。中國古話說，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現在西方國家對人民幣匯率，就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那么這種模式，是不可能領導我們走出當前的危機的。我已經在多個場合，從我在人民銀行工作期間，從2001年人民幣匯率問題浮出水面開始，這10年我就不斷地說人民幣匯率不是世界經濟危機的問題。現在的所謂浮動匯率制是一個騙人的說法。為什么？因為它沒有一個標準。在沒有標準的情況下，何為浮動？過去的標準，過去是美元、黃金，你可以講互動。現在已經沒有這個標準了。所以浮動的匯率制度是一個騙人的制度，所謂購買力評價學說等等，這些都不是計算一個國家貨幣真實價值的科學的方法。因為兩個國家之間的差異非常大。像美元這樣的貨幣，它實際上是一種國際貨幣，它在二戰以后，就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后，實際上起到了國際貨幣的地位，1971年宣布跟黃金脫鉤以后，它不愿意承擔這個責任和義務了。現在實際上面沒有一個能夠承擔這樣義務的一個國家和貨幣。

因此，國際貨幣體制已經進入了混亂時代。貨幣之間的所謂比價，所謂比價我認為是一個沒有根本的說法，就是說誰的匯率高了，誰的匯率低了，因為它已經不是雙邊的貿易關系了。所以國際貨幣體制的改革是勢在必行的。近期目標，我覺得應該是維持主要貨幣，美元、歐元、日元等等其他的一些主要貨幣匯率之間的穩定，長期目標是在國際貨幣體系實現國際貨幣體系的多元化，多元化再逐步過渡到一個統一的貨幣。只能是這樣一個過程。因此，目前我覺得很難找到一個比較理想的替代方案，現在只能要求主要貨幣之間實現穩定。

最后，我想談一下歐洲的債務問題。目前，最緊迫的問題是如何避免主權債務危機的蔓延，避免區域性的危機演化為全球性的危機。現在這種危險是現實性的，特別是要避免當前的危機波及等銀行業，因為現在已經波及到銀行業了，如果大面積的波及到銀行業，會對世界經濟帶來非常非常嚴重的影響。

在歐洲，歐元區的問題非常嚴重，必須做制度性的改革，必須把這種高福利政策改掉，高財政赤字，用財政負擔解決這些問題。馬斯赫特(音)條約規定了歐盟國家的財政赤字應該小于GDP3%，國債和GDP的比率應該小于60%，這個限額早被突破了。現在必須約束各個國家的財政政策，以來恢復市場的信心。現在歐元國家遇到了比較大的困難，我想我們在這種情況下，只能同舟共濟，相互支持，渡過目前這個難關，不要老是互相指責，特別是不要像我昨天說了，自己的問題總是在別人身上找原因，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問題，然后解決這個問題，才能走出危機。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