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前30年的財政支出
從財政支出的結構看，這30年呈現出兩大特點：一是以經濟建設支出為主的“大而寬”格局。1953年“一五”計劃開始后。[詳細]

國民經濟恢復時期（1949年~1952年）
國民經濟恢復時期（1949年~1952年），為鞏固政權和恢復國民經濟，財政支出以國防為重，經濟建設次之。[詳細]

“一五”時期（1953年~1957年）
“一五”時期支出重點是為工業化建設提供保障。按照計劃的規定，國家財政對經濟和文教建設的支出總額為766.4億元。[詳細]

國民經濟調整時期（1958年~1976年）
1961年和1962年，國家財政支出中用于農林水利方面的支出共達106.48億元，占兩年國家預算支出總數的15.8％。[詳細]

改革開放30年來的支出規模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的財政支出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從最初的帶有傳統分配色彩的結構模式，逐漸轉向適應公共財政需要。[詳細]

第一個階段是1978年～1992年
隨著經濟體制的轉向，財政支出結構由以經濟建設為重心的大包大攬模式逐步過渡到向支持各項改革和提供公共服務傾斜。[詳細]

第二階段是1993年～2002年
這一時期，財政支出堅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逐步減少和退出對一般競爭性和經營性領域的直接投資和補貼。[詳細]

第三個階段是2003年至今
圍繞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不斷優化支出結構，向“三農”傾斜，向民生領域傾斜，財政支出結構的公共性、公平性日益凸顯。[詳細]

改革開放之前：“陪太子讀書”
稅收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低于企業收入比重。新中國成立60年來，從財權，特別是從財政收入的構成內容來看，我國經歷了由稅收與企業收入并重到以稅收為主的歷史演變過程，這一變化也是我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反映。1954年～1979年，稅收和企業收入在國家財政收入中的比重。[詳細]

改革開放之后：“稅收國家”逐漸形成
從1980年開始，財政收入中的企業收入比重開始迅速下降。1985年的利改稅改革成為我國財政收入結構的分水嶺，財政收入由此前的稅收與企業收入并重轉變為以稅收為主。1985年企業收入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到了1.74%，蛻變成財政收入中微不足道的收入形式。從1994年開始，稅收成為我國唯一的基本財政收入形式。[詳細]

我國財政收入法律制度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稅收立法工作取得了重大進展。特別是在1994年，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進行了全面的、結構性的稅制改革，初步建立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復合稅制體系。與1994年稅制改革相適應，初步形成了稅收法律體系的框架。目前的稅收法律體系由《個人所得稅法》等3部法律。[詳細]

我國財政支出法律制度
我國從財政投資、財政轉移支付、政府采購等方面對財政支出予以明確的規定。我國對財政投資并無統一的法律規定，對財政資金的運營、投資和管理散見于相關的經濟、行政立法中，如《預算法》、《農業法》、《水法》、《森林法》、《電力法》、《公路法》、等法律規范性文件對政府有關財政投資的職責權限予以規范。[詳細]

我國財政管理法律制度
1在財政管理體制方面，1993年12月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決定》，規定自1994年1月1日起改革過去的地方財政包干體制，對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國務院2001年頒布的《所得稅收入分享改革方案》也對我國中央和地方在所得稅收入的收益權予以規定。[詳細]

我國財政監督法律制度
在財政監督方面，國務院先后頒布了一系列的法規和法規性文件，如《關于平衡收支、嚴格財政管理的決定》、《關于財政監察工作的幾項規定》等，對財政違法行為通過財政監察、監督以及相關財政違法行為的法律責任的追究，對財政行為進行有效的監督，確立了財政監督的主要規則體系。[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