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總理上任以來，堅持用改革的辦法去解決經濟中存在的問題。有媒體分析稱李克強下定決心將中國經濟帶上一條可持續發展的正確道路。路透文章稱，李克強的改革魄力讓人想起前總理朱镕基。朱镕基的改革在當時不受歡迎并且帶來了很多痛苦，但最終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巨大的好處。
今年年初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疲弱態勢漸顯，多項宏觀經濟指標屢次低于預期。其中，一季度GDP增長7.7%，二季度7.6%，6月PMI指標逼近榮枯分界線，進出口出現17個月以來罕見雙雙負增長。但是，新一屆政府頂住了出臺新經濟刺激政策的壓力。李克強堅持用改革的辦法解決經濟問題。有媒體分析稱李克強下定決心將中國經濟帶上一條可持續發展的正確道路。路透文章稱，李克強的改革魄力讓人想起前總理朱镕基。
回顧90年代，朱镕基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和總理期間，適逢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關鍵時期。中國經濟面臨一系列難題：通貨膨脹、投資過熱、三角債…… 在黨中央、國務院領導下，朱镕基主持了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等一系列改革。1993年后，中國更堅決地朝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了。
如今，中國經濟面臨的嚴峻問題以及改革的難點再次集中在"經濟軟著陸"， "地方政府債務"、"整頓金融秩序"、"財稅體制改革"等一系列問題上。我們試圖通過對朱镕基當年推行改革歷程的回顧，給今天的中國經濟以啟示和借鑒。當然，較之當年，如今面臨的難題卻已經復雜得多。
一樣的領域，不一樣的問題；新的總理，新的難題。
上世紀90年代初，在改革開放大潮下，中國經濟沖向新一輪高峰。全國大干快上，各地興起投資熱潮，人們紛紛下海，投入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撈金。然而，問題很快便產生了。1993年，經濟過熱勢頭出現：越吹越大的房地產泡沫、高達兩位數的通貨膨脹、迅猛增加的基建投資、重復建設……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镕基主管經濟，他果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治理經濟過熱，恢復經濟秩序，寧可經濟增速慢一點，也要拉住中國經濟這輛在危險中急速奔跑的火車。最終，成功實現了經濟軟著陸。 [詳細]
李克強同樣也接手了一個投資過熱的經濟體。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寬松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成為主基調，巨額的財政支出和貨幣發放逐漸暴露了大規模刺激政策的副作用：投資過度、產能過剩、重復建設，以及調控也止不住的房價，地方政府積聚的債務風險…… [詳細]
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由于市場疲軟，產成品積壓，工業生產中流動資金不足的矛盾很尖銳，企業、單位之間互相拖欠貨款和前清后欠的情況十分嚴重，像傳染病一樣困擾著中國經濟。 當時，全國三角債累計達3000億左右。1991年6月底，在工商銀行開戶的1萬企業"三項資金"占用達3523億元，其中產成品占用達1306億元，許多企業轉動不了，頻頻告急，要求盡快組織清欠。
1991年，朱镕基從上海趕赴北京，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到京赴任之后，凳子還沒有坐熱，朱镕基就趕赴"三角債"糾結最深的東三省，親自坐陣，現場清欠。兩年共清理固定資產投資和流動資金拖欠款2190億元，1991年清理1360億元，1992年清理830億元，實現了注入1元資金清理4元拖欠的效果。 [詳細]
2013年3月，李克強成為新一屆的國務院總理。解決地方政府債務危機也迫在眉睫。
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政府債務占GDP比重達到38%左右。據測算，若考慮隱性和或有債務，中國政府債務占GDP比重在2012年至2050年間將持續保持上升態勢，到2050年將升至107.7%。中國審計界一名高層人士表示，地方債務已經失控。7月17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了2013年度對中國宏觀經濟狀況的"年度體檢報告"。其中估算，截至去年中國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達45%以上。[詳細]
1980年代以來歷次經濟過熱的資金來源都是銀行貸款，在各級政府的干預下，銀行成了官員和官商的提款機，但是無論政府、企業還是銀行，都毋需承擔投資失敗的責任，這種體制存在著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通貨膨脹風險。 地方政府的官員不再乞求中央政府給錢，他們發現其實銀行的錢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因為每個城市銀行里的官員都是他們任命的，自然惟命是從。
同年7月，朱镕基親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開始強力收縮銀根，命令屬下的行長們在40天內收回計劃外的全部貸款和拆借資金。這是對從中央到地方、從單位到個人的投資沖動的釜底抽薪。 [詳細]
而如今，中國金融市場也暴露出很多問題。 中國的影子銀行體系已經隨著金融部門的深化發展和全球化進程而茁壯成長起來。格局的新變化昭示出央行所能調控的對象和掌握的信息資源都日趨狹隘。
自雷曼倒閉以來，中國的信貸總額從9萬億美元上升至23萬億美元，在短短5年中復制了整個美國的商業銀行系統的規模。中國的信貸占GDP比率在五年內從75%上升至200%，而美國次貸危機及日本90年代初經濟泡沫破裂前的該比值大約為40%。[詳細]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為適應經濟體制轉軌需要，以充分調動地方和企業積極性為導向，以放權讓利為主線，形成了 "大包干"體制，該體制對激發地方和企業的活力發揮過一定的積極作用，生產迅速發展，但稅收不上來，國家的財政運行狀況極其困難。
當時，中國經濟財源枯竭，尤其是中央財政收入增長乏力，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即當時人們常講的"兩個比重"逐年下降，財政陷入困境，中央財政連續多年出現被動性的財政赤字。
從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的74天時間，朱镕基親自帶隊先后分10站走了17個省、市、自治區，與地方黨政要員對話。朱镕基后來回憶說："實行分稅制，來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我是一個省一個省地去談，商量，妥協，總算談下來了，我自己則掉了5斤肉。" [詳細]
1994年財稅體制改革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積極影響我們有目共睹，但由于中央過度集權，使地方用45%左右的預算內財力來承擔75%的事務，逼出地方政府各種亂象：土地財政、跑部錢進、年底突擊花錢……
同時，預算體制也存在著收入不統一完整、行政公務開支比例高、公共服務支出比例低、預算粗略不透明、轉移支付不科學和不公開、隱性債務規模大等問題。現行財稅體制的一系列弊病，已間接阻礙了國富民強的步伐。[詳細]
從"經濟軟著陸"到"清理三角債"；從 "整頓金融秩序"到"分稅制改革"……朱镕基與他的同仁，一起選擇了一條可為中國找到通往理想天堂的路--改革。今天，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是二十年前的十幾倍，面對的經濟環境更復雜，面對固有利益格局的阻礙更大。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觸動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改革，需要比當年更大的勇氣和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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