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春夏之交，金融混亂達到了頂點，下面幾個例子只不過是冰山的一角：一個姓李的湖南人提出公款100萬元，在銀行透支1000萬元，然后私刻公章，制造了操縱股價牟取暴利的“蘇三山”事件；中國農業銀行衡水中心支行把100億美元交給了兩個在紐約注冊公司的騙子；一個叫沈太福的人以24％的年息集資10億，自己貪污200萬。

    銀行由中央垂直領導，一向是聽話的好孩子，可是那年春夏，國務院接連7次發文，結果全然無用。

    1993年7月，朱镕基親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命令行長們在40天內收回計劃外的全部貸款和拆借資金。“逾期收不回來，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來，就要嚴懲不貸。”他伸出手來，點著那些銀行官員的鼻子厲聲說道，“自己不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亂批條子，任人唯親，到處搞關系，把國家財產不當一回事，你還坐在講臺上面作報告，下面能不罵你？更不會照你說的去做。你也不敢處理一個人，就只能搞點福利主義，給大家發點獎金，形成一種庸俗的機關作風，這要害死人的。

    這之后，所有銀行里的電話交換臺當即忙得不可開交，鈴聲響個不斷，都是找自己的客戶催著還錢的，仿佛當初忙著往外借錢一樣。營業廳里又排起長龍，不同的是，這一回男男女女都是往里面送錢的———不是儲蓄就是還債。也有來說情的，要銀行通融，把債務延期，可是銀行這次一點都不講情面，他們說：“我通融你，朱老板非把我的頭砍了。”

    到7月底，拆借的資金收回來332億，還增加了405億的儲蓄，以此為儲備，銀行又可以發行幾百億元去收購夏糧，國庫券又有人買了，財政部不再厚著臉皮找銀行借錢發工資了，股市也止跌企穩了。報紙上興高采烈地歡呼“宏觀調控初見成效”。 [詳細]

    由于通脹問題嚴重，中央、國務院、央行、財政部都實打實地按通脹率給三年以上存款、國債補足利率。對通脹率最敏感的國債期貨市場，出現了相信政府會兌現的以“中經開”為首及全國老百姓為一邊的“看漲 派”及以萬國證券公司管金生、遼國發為代表的“懷疑派”，他們甚至暗中認為政府會作假，將通脹率人為造假壓下來及賴掉保值補貼幾十億，正反雙方在上海國債 期貨市場上刀刃相見，倉位越積越大，巨量之倉位說明誰也不肯讓步的巨大分歧。

    1995年春，發生了著名的國債期貨“327”事件，堅持錯誤的管金生竟又違規透支打壓期市，造成了萬國16個億的巨大損失。

    朱镕基親自趕到上海，果斷鎮定地處理此事，令全市銀行拿出錢來支持萬國證券，將幾百萬，幾千萬資金堆積如山地放在柜臺上，半天時間穩定了證券市場，并很快關閉了國債期貨市場。（管金生也以“證券之王”，幾天之間淪為領刑16年的階下囚）。[詳細]

    當時中國經濟基礎很不鞏固，實體經濟剛剛起步。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國家不注意引導，資金很可能都投入虛擬經濟，對剛剛起步的中國市場經濟來說，無疑走上了絕路。

     當中國股市規模太小且缺乏做空機制，如果不加以限制可能泡沫橫飛。當時萬八億市值，且沒有股指期貨，股市只能做多才能盈利，所以打壓股市也只能靠行政手段。

    朱镕基在黨中央支持下，嚴厲緊縮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整頓金融秩序；對極容易造成金融風險的“銀證合一”模式進行了堅決的改革，下令證券公司從各大商業銀行分離出來，并前后出臺了16條措施。

    朱镕基對國債、股票市場的發行、運行，極為重視、高度重視。太高了，他要打壓，太低了，他要全力搶救。他曾無數次在大場面反問記者：股市為何要上漲？并數次靠行政手段打壓股市，最兇狠的施用過“十三道金牌”。 [詳細]

    1994年之前，官方牌價是1美元兌5元多人民幣，但是外匯調劑市場是1比8元多，黑市價更高，在1992、1993年投資高漲時，1比10你都換不到美元。

    這就給“官倒”以巨大的牟利空間，1987年的外匯價差是500億，1993年這個數字可能翻了1倍。

    朱镕基在1993年底宣布自1994年元旦起取消雙軌制，實現匯率并軌。

    匯率雙軌制的結束減少了經濟運行的中間成本，人民幣從此邁出了按市場定價的腳步，中國的出口則立即受益，外貿在當年就由赤字轉為黑字。

    更長遠的影響還在后面。1997年7月，東亞金融危機爆發，一些國家的經濟遭到摧毀性的破壞，但是中國成功避過風暴。評論者看到的多是中國政府當時的舉措，只有少部分人指出：1993年的宏觀調控和1994年的匯率并軌，使中國得以提前補漏，這是中國后來避免危機的兩個決定性因素。[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