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中國經濟沖向新一輪高峰。全國大干快上,基建投資迅猛增加;社會總需求強力擴張,貨幣投放增發同比高達34%,信用更嚴重擴張。在各級政府的干預下,銀行成了官員和官商的提款機。而如今,中國的金融市場也暴露出諸多風險,這也是李克強總理亟需解決的問題。
1993年,中國經濟沖向新一輪高峰。全國大干快上,基建投資迅猛增加;社會總需求強力擴張,貨幣投放增發同比高達34%;信用更嚴重擴張。總需求又拉動了通脹。每天都有500家新公司開業,每周有140家老工廠改頭換面成了股份企業;全國都在爭建特區趕超深圳,中央政府批準了119個經濟開發區,可是實際上開張了8700個開發區。
歷次經濟過熱的資金來源都是銀行貸款,在各級政府的干預下,銀行成了官員和官商的提款機,但是無論政府、企業還是銀行,都毋需承擔投資失敗的責任,這種體制存在著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通貨膨脹風險。地方官員不再乞求中央政府給錢,他們發現其實銀行的錢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因為每個城市銀行里的官員都是他們任命的,自然惟命是從。[詳細]
1993年春夏之交,金融混亂達到了頂點,下面幾個例子只不過是冰山的一角:一個姓李的湖南人提出公款100萬元,在銀行透支1000萬元,然后私刻公章,制造了操縱股價牟取暴利的“蘇三山”事件;中國農業銀行衡水中心支行把100億美元交給了兩個在紐約注冊公司的騙子;一個叫沈太福的人以24%的年息集資10億,自己貪污200萬。
銀行由中央垂直領導,一向是聽話的好孩子,可是那年春夏,國務院接連7次發文,結果全然無用。
1993年7月,朱镕基親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命令行長們在40天內收回計劃外的全部貸款和拆借資金。“逾期收不回來,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來,就要嚴懲不貸。”他伸出手來,點著那些銀行官員的鼻子厲聲說道,“自己不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亂批條子,任人唯親,到處搞關系,把國家財產不當一回事,你還坐在講臺上面作報告,下面能不罵你?更不會照你說的去做。你也不敢處理一個人,就只能搞點福利主義,給大家發點獎金,形成一種庸俗的機關作風,這要害死人的。
這之后,所有銀行里的電話交換臺當即忙得不可開交,鈴聲響個不斷,都是找自己的客戶催著還錢的,仿佛當初忙著往外借錢一樣。營業廳里又排起長龍,不同的是,這一回男男女女都是往里面送錢的———不是儲蓄就是還債。也有來說情的,要銀行通融,把債務延期,可是銀行這次一點都不講情面,他們說:“我通融你,朱老板非把我的頭砍了。”
到7月底,拆借的資金收回來332億,還增加了405億的儲蓄,以此為儲備,銀行又可以發行幾百億元去收購夏糧,國庫券又有人買了,財政部不再厚著臉皮找銀行借錢發工資了,股市也止跌企穩了。報紙上興高采烈地歡呼“宏觀調控初見成效”。 [詳細]
由于通脹問題嚴重,中央、國務院、央行、財政部都實打實地按通脹率給三年以上存款、國債補足利率。對通脹率最敏感的國債期貨市場,出現了相信政府會兌現的以“中經開”為首及全國老百姓為一邊的“看漲 派”及以萬國證券公司管金生、遼國發為代表的“懷疑派”,他們甚至暗中認為政府會作假,將通脹率人為造假壓下來及賴掉保值補貼幾十億,正反雙方在上海國債 期貨市場上刀刃相見,倉位越積越大,巨量之倉位說明誰也不肯讓步的巨大分歧。
1995年春,發生了著名的國債期貨“327”事件,堅持錯誤的管金生竟又違規透支打壓期市,造成了萬國16個億的巨大損失。
朱镕基親自趕到上海,果斷鎮定地處理此事,令全市銀行拿出錢來支持萬國證券,將幾百萬,幾千萬資金堆積如山地放在柜臺上,半天時間穩定了證券市場,并很快關閉了國債期貨市場。(管金生也以“證券之王”,幾天之間淪為領刑16年的階下囚)。[詳細]
當時中國經濟基礎很不鞏固,實體經濟剛剛起步。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國家不注意引導,資金很可能都投入虛擬經濟,對剛剛起步的中國市場經濟來說,無疑走上了絕路。
當中國股市規模太小且缺乏做空機制,如果不加以限制可能泡沫橫飛。當時萬八億市值,且沒有股指期貨,股市只能做多才能盈利,所以打壓股市也只能靠行政手段。
朱镕基在黨中央支持下,嚴厲緊縮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整頓金融秩序;對極容易造成金融風險的“銀證合一”模式進行了堅決的改革,下令證券公司從各大商業銀行分離出來,并前后出臺了16條措施。
朱镕基對國債、股票市場的發行、運行,極為重視、高度重視。太高了,他要打壓,太低了,他要全力搶救。他曾無數次在大場面反問記者:股市為何要上漲?并數次靠行政手段打壓股市,最兇狠的施用過“十三道金牌”。 [詳細]
1994年之前,官方牌價是1美元兌5元多人民幣,但是外匯調劑市場是1比8元多,黑市價更高,在1992、1993年投資高漲時,1比10你都換不到美元。
這就給“官倒”以巨大的牟利空間,1987年的外匯價差是500億,1993年這個數字可能翻了1倍。
朱镕基在1993年底宣布自1994年元旦起取消雙軌制,實現匯率并軌。
匯率雙軌制的結束減少了經濟運行的中間成本,人民幣從此邁出了按市場定價的腳步,中國的出口則立即受益,外貿在當年就由赤字轉為黑字。
更長遠的影響還在后面。1997年7月,東亞金融危機爆發,一些國家的經濟遭到摧毀性的破壞,但是中國成功避過風暴。評論者看到的多是中國政府當時的舉措,只有少部分人指出:1993年的宏觀調控和1994年的匯率并軌,使中國得以提前補漏,這是中國后來避免危機的兩個決定性因素。[詳細]
自雷曼倒閉以來,中國的信貸總額從9萬億美元上升至23萬億美元,在短短5年中復制了整個美國的商業銀行系統的規模。
中國的信貸占GDP比率在五年內從75%上升至200%,而美國次貸危機及日本90年代初經濟泡沫破裂前的該比值大約為40%。惠譽稱中國信貸泡沫在現代世界史上罕見,信貸規模已達到極限,中國會發現很難再像過去那幾次一樣擺脫過度投資帶來的困境,這意味著更艱難的時期還沒有到來。[詳細]
中國銀行業監管機構估計,中國影子銀行規模達到8.2萬億元人民幣(合1.3萬億美元)。不過許多分析師表示,真實數字要高得多,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估計,中國影子銀行業規模為21萬億元人民幣,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0%。
中國的影子銀行體系已經隨著金融部門的深化發展和全球化進程而茁壯成長起來。這類金融體系顯然不在傳統的貨幣銀行體系之列,也不在央行的調控范圍之內,但同樣能夠行使貨幣銀行職能。金融格局的新變化昭示出央行所能調控的對象和掌握的信息資源都日趨狹隘。[詳細]
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3月底,全球債券存量規模為92.05萬億美元,中國債券存量規模3.43萬億美元,占比為3.73%。數據顯示,中國債券市場占全球債券市場的份額已由2002年底的0.84%上升至2012年3月底的3.73%,在全球市場已開始占據一席之地。
打擊市場交易違規,此前大多數監管都是針對股票市場老鼠倉,債券市場的監管幾乎為零。不過去年一年因債券市場的小牛市,不少機構的固定收益規模都出現激增,而相關的債券交易違規也在增加。2013年4月開始的債市黑金風暴已經卷入了眾多類型的金融機構,包括銀行、券商和基金公司等。[詳細]
李克強一再表示,要實現今年發展的預期目標,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資空間已不大,還必須依靠市場機制。如果過多地依靠政府主導和政策拉動來刺激增長,不僅難以為繼,甚至還會產生新的矛盾和風險。6月的“錢荒”事件釋放出新政府對經濟“去杠桿”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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