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適度：中國銀行業監管的后危機追求

2010年06月25日 01:52第一財經日報【大中小】【打印】共有評論0條

韓婷婷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風暴，使國際銀行業遭遇了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沖擊。隨著2009年金融體系的逐步企穩，國際金融監管組織、各主要經濟體監管當局迅速啟動金融監管制度改革，以修復金融體系根本性的缺陷。

與美歐等主要經濟體馬不停蹄的金融監管制度改革相比，在金融風暴的一片陰霾中表現搶眼的中國銀行業，也并未停下其完善監管體系的腳步。

重視微觀單體機構風險，完善動態監管工具箱；宏觀審慎與逆周期監管并舉；不斷擴大監管覆蓋面，確保不留監管真空；強化銀行體系和資本市場之間的防火墻作用……后危機時代密集推進的監管措施均指向一個目標——建立有效適度的銀行業監管，即通過合理的監管要求抑制泡沫，并避免矯枉過正。

審慎監管宏觀微觀并舉

在商業界有一句話比較流行——“小的也是美的”。而在經歷過本輪金融危機的中國監管方看來，有時簡單、傳統的監管手段也是美的。

本次全球金融危機表明，發達國家監管當局在對金融市場整體風險程度和一些復雜的結構化產品的風險判斷上，出現了較大的失誤，因而過于樂觀地放棄了一些基本的審慎風險監管指標及要求。

危機時刻，往往促使大家重新思考風險管理的基礎與根本。

堅持使用一套簡單、實用、有效的監管比率、限額和指標，是中國銀行業在危機中表現搶眼的因素之一，而這一監管工具箱范圍在后危機時代繼續得以擴大。

例如，除資本充足率的要求，國內銀行業監管同時重視資本質量，要求資本結構簡單，一級資本中普通股和留存收益須占75%以上，遠高于一些發達國家25%的要求；撥備覆蓋率從2003年的19.7%上升至2009年末的155%，使得國內銀行業有足夠能力吸收預期損失；對主要商業銀行規定的16%的存款準備金要求，使其在緊急情況下可自動獲得流動性支持。

此外，監管中密切關注機構的公司治理、大額風險暴露、杠桿率、流動性、不良資產和透明度等指標，強調“三查”到位和內控嚴密，幫助銀行業夯實了風險管理和監管的基礎。目前，世界上很多國家的監管當局正在選擇向這一基本面回歸。

在防范單體機構風險的同時，監管部門十分強調對系統性風險的宏觀審慎監管。具體措施包括：向廣大銀行集中系統通報宏觀經濟金融形勢，提示產業重大調整及相關風險狀況；指導銀行業做好各種行業，特別是一些過熱行業和高風險領域的信貸風險、市場風險的壓力測試；注重防范，有效隔離風險跨境和跨市場傳遞等。

其中，為防止資本市場風險向銀行體系傳遞，銀監會嚴禁信貸資金進入股市，并嚴密監測用于抵押品的股權價格變動。這保證了中國銀行體系，在2008年經歷了股票價格下跌60%、房地產價格震蕩回落背景下，仍然穩健運行。

強化防火墻不留監管真空

美國的次貸危機，是高杠桿的內生風險在弱監管的環境下，透過有毒資產，并借助便捷的跨境交易迅速形成的全球性災難。其中，弱監管是造成金融危機的重要體制性因素。

一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前些年，在自由市場經濟思潮影響下，美國金融監管政策取向“去監管化”。最為嚴重的是，美國金融體系發展至今存在一個巨大的體制性錯位，即綜合經營與分業監管之間的矛盾。

“對于涉及金融業近20個環節的有毒資產的泛濫，竟然沒有任何一家監管機構全面掌握其風險構成，并有權對其進行全過程監管。”他說。

銀監會主席劉明康也曾指出，當我們匆忙與《格拉斯蒂法案》說再見的時候，卻沒有對可能引發的系統性風險做好準備。同時，在所謂的“金融創新”跨越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防火墻過程中，監管部門也有許多值得總結的教訓。

從這次金融危機可以看到，資產證券化等金融創新工具的產生，使兩個市場間的防火墻作用被大大弱化甚至消失。而由于金融創新發展太快，資產和風險從資產負債表內轉移到表外后，銀行家甚至不知道風險傳遞到了哪里，也無從準確把握過度杠桿的悄然而起和迅猛膨脹程度。

對此，中國監管部門在后危機時代格外強調銀行體系和資本市場間防火墻的作用，依舊保持銀行體系和資本市場的適當隔離，防止風險在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間互相傳遞。

同時，銀監會不斷擴大監管覆蓋面，確保不留監管空白。通過設立功能監管部門，實現機構監管和功能監管的矩陣式管理和信息溝通，以此避免一些機構因逃避監管，最終造成系統性危害。

受限于市場對外開放程度，受惠于金融改革以及監管的長足發展，中國銀行業在金融危機及后危機時代得以避免重蹈美國次貸危機的覆轍。但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的辯證關系，仍需正確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