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中國出現了兩種錯誤思潮(6)

2012年05月22日 08:42
來源：東方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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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政治體制改革如果不能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空間很小。企業家現在到了什么情況？打個比方。如果一個人是在坐牢，他覺得有人營救他；而另一個人是自由人，但是有人在追捕他，你覺得哪一個人感覺更好？牢里面的人。

人的幸福感取決于對未來的預期。1980年代、1990年代的中國企業家就像牢里面的，我們自由很少，但是每天充滿希望。現在我們看起來自由，但是膽戰心驚。

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很大的題目。這個東西不可能再拖下去，無論從我們內部的挑戰還是從人類進步本身來看，都不可能。先搞經濟自由化，然后實現政治民主化。但不可能停在這。中國只要停在這就會倒退，一停止改革就會倒退。國有企業越來越大，民營企業越來越難。

未來之路

你們相信自由，你們相信民主，沒有人能夠阻礙你們。但是如果你不相信，有人推動也沒有用。

什么決定我們的未來？第一，理念。第二，領導力。

理念是什么？我非常不贊成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但是我特別喜歡凱恩斯這段話，“從長遠來看真正起作用的是觀念，而不是既得利益。”

凱恩斯的對立面，米塞斯也講過類似的話[編注：奧地利經濟學家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年9月29日-1973年10月10日)]。大衛·休謨(編注：David Hume,1711年4月26日-1776年8月25日,英國哲學家，主要著有《人性論》、《人類理解研究》、《道德原則研究》和《宗教的自然史》)曾說，盡管人的行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是利益本身是由理念決定的。

人類歷史上很多重大的變革、成功的變革都是既得利益出身的人推動的。中國共產黨鬧革命，創始人、領導人哪個是工人階級？沒有。為什么鬧革命？理念變了。

再往前，美國發動解放黑奴的運動，很多人是白人，白人成立解放黑奴的協會，靠協會的主要成員來推動的。所以理念非常非常重要。相信市場，相信企業家精神，我們走的路就完全不一樣。

我去年11月26日在中國經濟學家年度論壇暨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2011)頒獎典禮上講過，人類犯錯誤，有兩個原因。一個是無知，我們不明白。一個是無恥，我們太明白。

中國的很多錯誤例子是因為多數人的無知和少數人的無恥，比如“文化大革命”；比如“大躍進”，先是無知后來無恥；包括產業政策。

為什么要市場經濟？因為它可以緩解這個問題。有市場經濟，不會有“文化大革命”，沒人能夠發動這么大的力量。

人們有言論自由就有反對的聲音出來，減少人類由于無知所犯的錯誤，也可以減少人們因為無恥而犯的錯誤。

建立一個好的理念非常重要，對年輕人尤其重要。你們在腦子里想什么，你們相信自由，你們相信民主，沒有人能夠阻礙你們。但是如果你不相信，有人推動也沒有用。我希望大家認識到這一點。

還有一個，領導力。世界上所有偉大人物，都是敢于承擔責任，有理想的人，沒有這些人，事情做不了。鄧小平改革不是出于利益而是理念。理念很重要，如果理念變成這些偉大人物的理念，就更重要。

我們現在這個體制有個特點：不可預測性。這種高度不可預測，和語言腐敗有關。

語言腐敗什么意思？就是濫用語言，典型形式是冠惡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惡名。

語言腐敗是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1946年提出的，不是我發明的。大家知道，在他《1984》這本書里面，專門制造假新聞的部門叫“真理部”，專門發動戰爭的部叫“和平部”，專門迫害異己人士的部叫“友愛部”。好名字都被占了。

中國的語言腐敗太多了，幾乎每一個政治詞匯都已經腐敗了，和本來的含義不一樣。人民代表，我們實際上背后就操作了，投票本來應是自由意志和良知的體現，我們只是動手，已經沒有靈魂了，所以投票也腐敗了。

這個腐敗引起了體制很大的問題。現在市場發展當中出現的很多現象，坑蒙拐騙，道德的問題，被很多人歸咎為市場。這是錯的。語言腐敗導致的一個結果就是道德墮落。

一個人一旦突破了誠實這一點，滿嘴假話的時候他已經沒有任何道德可言了。

18世紀美國獨立戰爭時代的思想家托馬斯·潘恩(編注：Thomas Paine，英裔美國思想家，1737年1月29日-1809年6月8日)說：“為了人類的幸福，一個人在思想上必須對自己保持忠誠，所謂不忠誠不在于相信或不相信，而是在于口稱相信自己實在不相信的東西。思想上的謊言在社會里所產生的道德上的損害是無法計量的。當一個人已經腐化到侮辱了他思想的純潔，從而宣揚他自己所不相信的東西，他已經做好了犯任何其他罪行的準備。”

官員每天說假話，收受賄賂還會有心理障礙嗎？謊言盛行的社會，生產假冒偽劣產品的人還會有罪惡感嗎？

最后你看小悅悅沒一個人救，能怪誰呢？［編注：2011年10月13日，2歲的小悅悅(本名王悅)在佛山南海黃岐廣佛五金城相繼被兩車碾壓，7分鐘內，18名路人漠然路過，最后,拾荒者陳賢妹施以援手，引發熱議]

語言腐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思想的市場。如果有了輿論自由和出版自由，我們的語言腐敗就可以減少很多。一個社會只有有了思想自由，每個人追求夢想、追求幸福才能成為一個積極的行動。

只有在這個情況下，我們才會不斷地創造，我們就會有新的技術出來，然后人類就可以不斷地進步，我們才有一個美好的未來。

(作者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本文經作者審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