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上最新的發展趨勢是成立主權財富基金，并設立通常獨立于央行和財政部的專業投資機構管理這些基金。商業化、專業化與獨立化原則應為設立中國主權財富基金的關鍵

所謂主權財富（Sovereign Wealth），與私人財富相對應，是指一國政府通過特定稅收與預算分配、可再生自然資源收入和國際收支盈余等方式積累形成的，由政府控制與支配的，通常以外幣形式持有的公共財富。

傳統上，主權財富管理方式非常被動保守，對本國與國際金融市場影響也非常有限。隨著近年來主權財富得利于國際油價飆升和國際貿易擴張而急劇增加，其管理成為一個日趨重要的議題。國際上最新的發展趨勢是成立主權財富基金，并設立通常獨立于央行和財政部的專業投資機構管理這些基金。2006年底，全球主權財富基金管理的資產累計達到約1.5萬億至2.5萬億美元，其中絕大多數分布在石油輸出國家及出口導向型的經濟體中。

隨著主權財富基金數量與規模迅速增加，主權財富的投資管理風格也更趨主動活躍，其資產分布不再集中于G7定息債券類工具，而是著眼于包括股票和其他風險性資產在內的全球性多元化資產組合，甚至擴展到了外國房地產、私人股權投資、商品期貨、對沖基金等非傳統類投資類別。主權財富基金已成為國際金融市場一個日益活躍且重要的參與者。

主權財富基金常與官方外匯儲備相提并論，引起了不少混淆。二者的共同點顯而易見，即皆為國家所擁有，同屬于廣義的國家主權財富，來源也頗相似。但我們可從幾個方面對它們加以區分：

其一，官方外匯儲備反映在央行資產負債平衡表中，后者則在央行資產負債平衡表以外，有獨立的平衡表和相應的其他財務報表。

其二，官方外匯儲備資產的運作及其變化與一國國際收支和匯率政策密切相關，而主權財富基金一般與一國國際收支和匯率政策沒有必然的、直接的聯系。

其三，官方外匯儲備資產的變化產生貨幣政策效應，即其他條件不變，央行外匯儲備資產的增加或減少將通過貨幣基礎變化引起一國貨幣供應量增加或減少。而主權財富基金的變化通常不具有貨幣效應。

最后，各國央行在外匯儲備管理上通常采取保守謹慎的態度，追求最大流動性與最大安全性，而主權財富基金通常實行積極管理，可以犧牲一定的流動性，承擔更大的投資風險，以實現投資回報最大化目標。

正因為這些區別，近年來國際上的一個趨勢是把官方外匯儲備的多余部分（即在足夠滿足國際流動性與支付能力之上的超額外匯儲備資產）從央行資產負債平衡表分離出來，成立專門的政府投資機構，即主權財富基金，或委托其他第三方投資機構進行專業化管理，使之與匯率或貨幣政策“脫鉤”，只追求最高的投資回報率。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是這一模式的先驅，中國即將成立的國家外匯投資公司，是此模式最新也最重要的案例。

需要指出，目前學術界對于中國正在籌備的國家外匯投資公司的功能與作用有各種看法。其中一個普遍觀點是，成立國家外匯投資公司可以控制外匯儲備規模與增長速度，有效減少當前中國經濟中的過剩流動性，并緩解國際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外匯儲備與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只受國際收支變化趨勢、匯率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影響，與外匯儲備資產的具體管理方式或具體管理機構無關。至少按照已經公開宣布的設計思路，該投資公司并不能管理國內流動性，不能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也不能影響國際收支與外匯儲備變化的趨勢。在貨幣政策方面，它是中性的。

國家外匯投資公司作為獨立于國家外匯管理局的專門投資機構，主要通過采用更為活躍積極的投資管理方式，進行風險資產的最優組合，以獲得比傳統外匯儲備管理更高的回報率。此外，鑒于國家外匯投資公司計劃吸收兼并現有的匯金公司，因此它的一個附屬功能將是代表國家對國有金融資產（主要是股權資產）進行更有效的管理，幫助改善國有控股、參股金融機構的公司治理、內部管理與經營效率。

在主權財富基金日趨活躍的同時，它們也面臨一些極大的風險與挑戰，包括特殊的價格風險、市場風險與政治風險。

首先，主權財富基金與一般投資基金的一個重要區別是“樹大招風”，其一舉一動都會格外引人注目，很難在市場上維持匿名性與私密性。市場一旦獲知某主權財富基金有意投資某資產或證券，該資產的價格就會上漲，從而增加主權財富基金的投資成本。其次，主權財富基金的投資大部分分布在其他國家，因其敏感的政府背景，往往會引起東道國各方面的猜疑、無形的阻力甚至公開的敵意。

為實現主權財富基金的成功運作，中國應認真總結可資借鑒的經驗和教訓。國際上主權財富基金運作對中國最重要的啟示有三條。

第一，要建立明確的商業化、專業化與獨立化的原則。所謂商業化，即主權財富基金章程要非常明確地規定，基金只追求純粹商業的目標，即長遠投資價值的最大化，而不摻雜其他非商業的政治性或社會性的目標。

實踐證明，主權財富基金因其背景，極容易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政治上的影響與官僚干預， 被迫追求多元但往往互相沖突的目標。這樣做的后果是，犧牲了其獨立性與專業化運作能力，難以實現投資風險與回報最佳的匹配。主權財富基金的資金大部分投資于海外資產，本來政治上就極為敏感。如果一國主權財富基金缺少足夠的商業性與運作獨立性，就有可能被認為只不過是該國政府的一個政策工具，因此更容易遭受投資東道國政治上的指控與阻力。

第二，為確保商業化、專業化與獨立化，主權財富基金一方面要在公司章程中明確確立基金及其董事會與股東（國家）的關系，與央行和財政部的關系，與政府其他部委的關系，與金融監管當局的關系，以及與旗下投資對象尤其是與由其參股控股的子公司之間的關系。任何含糊不清的關系界定，必將導致各方面對于主權財富基金的不必要干預，從而影響其商業化、專業化與獨立化運作。

另一方面，主權財富基金的內部組織架構、治理模式與管理團隊如何建立也至關重要。 成功的主權財富基金如阿聯酋阿布扎比投資局、新加坡GIC、挪威政府養老基金等，都致力于仿效國際金融市場上的私人投資公司的組織，避免仿襲照搬政府行政機關的架構，尤其是突出董事會與專業投資委員會的核心決策職能與自主權，講究組織上的精簡與決策的效率。

這其中一個重要的引申意義是，主權財富基金本質上是專業化的商業機構，而非政府的行政機關。套用行政模式勢必壓抑專業精神與商業文化，導致類似于官僚組織的死板僵化，顯然不利于其高效率運作。為了最大程度保證實現良好投資回報率的核心使命，阿聯酋與新加坡的主權財富基金員工隊伍中極少有公務員，而是竭力在國際金融市場網羅吸引招聘一流金融人才，絕大部數基金經理包括首席投資官都是外聘的專業人員。

第三，外部管理在主權財富基金管理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具有良好業績記錄的主權財富基金，都把很大一部分資金交由外部專業機構管理。它們一般優先委托給國內真正高資質、具有國際經驗和發展潛力的專業投資管理人，從而培育目前國內仍處于極端幼稚階段的機構投資者行業。其次，這些主權財富基金會挑選世界上一流的投資機構——包括投資銀行、PE公司、對沖基金以及傳統資產管理公司等作為其外部管理人，這既可以獲得較高的預期投資回報，也可得到外部專業機構所能提供的投資研究報告、市場情報資訊與投資管理經驗等。

外部管理對絕大多數主權財富基金都是必不可少的。通過外部管理，主權財富基金可以彌補政府投資機構專業人才的嚴重不足，同時避免了主權財富基金直接出面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競購資產，在相當大程度上可以減少主權財富基金面臨的特殊市場風險與政治風險。

作者為高盛集團董事總經理、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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