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的罪與罰：華爾街頂級投行為何被聰明誤(3)

為什么是高盛

SEC的回避和突襲表明，它不想給高盛任何阻止訴訟的機會。如果SEC成功將高盛的聲譽送入監獄，或者讓其支付足夠巨額的罰金，此案都將成為今后同類事件的先例。旨在強化企業會計及治理制度的《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之所以能在2002年通過，很大原因就在于當年，美國第二大電信公司世通(WorldCom)的倒閉使該法案贏得廣泛支持。

一家美資投行亞太區投行部董事總經理之一對《環球企業家》表示：“這一案件的判例效應將不僅影響到高盛，還會影響到所有投行，而且這一案件背后的金融監管改革法案影響力更大。”不管SEC是否定罪高盛，傳遞出的明確信號都是必須對投行及其它金融機構監管得更嚴格，以此推動政府的金融監管改革法案。等超級監管政府出現時，華爾街便真正徹底輸掉。

美國歷史表明，這種由危機推動的監管收緊已多次出現。比如，1930年代“大蕭條”直接導致拆分商業銀行業務和投資銀行業務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 Act)出臺，其最著名的后果是將摩根財團分拆成主導商行業務的摩根大通和主導投行業務的摩根士丹利。與此類似，奧巴馬政府今年1月提出限制存款機構開展自營交易、阻止其“擁有、投資或資助”對沖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PE)的“沃爾克法規”(Volcker Rule)。

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對《環球企業家》表示，每次經濟危機過后都會有一系列法律訴訟，SEC可能逐個進行，高盛不過是第一個被開刀者。

但是，為什么是高盛？

這正是SEC和美國政府的聰明之處。

風頭最勁的高盛具備成為誘人政治目標的所有天然稟賦：受到的輿論指責最多，而且足夠強大。

2008年第四季度，作為美國國際集團(AIG)最大的CDS產品客戶，高盛從美國政府對AIG的注資中分走來自納稅人的129億美元，引發美國媒體的狂轟濫炸。此前財政部推出“問題資產救助計劃”(TARP)時，正是由曾任高盛董事長兼CEO的時任前財長亨利鮑爾森(Henry Paulson)極力推進。鮑爾森在制定TARP計劃期間曾與高盛現任CEO貝蘭克梵密集通話，授人以“救AIG就是為了救高盛”的話柄。

高盛率先從金融危機中復蘇。在2009年第一季度報出超出分析師預期的盈利后，它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聲稱給員工發放高額獎金。其時美國失業率高達10%，成千上萬的人因金融危機流離失所。高盛的獎金計劃如同一顆炸彈，將一再沸騰的公眾憤懣情緒推向新高并炸出巨大缺口。結果不難想見。2009年7月號的《滾石》(Rolling Stone)雜志貢獻了對高盛最嚴厲的指責和諷刺之一，它的一篇關于這家投行的報道開篇就將其形容為“趴在人臉上的吸血烏賊”。

而高盛還不知收斂。幾乎每個季度它的利潤都超出市場預期，并且一再高調揚言要給員工發放高額獎金。雖然高盛并未增加其薪酬所占收入比例，但由于其盈利在接受政府救助的九家銀行中最高，即便是人均薪酬都顯得異常刺眼。以2009年11月高盛發布的一份公告為例，有人據此計算出，其將為3.25萬名員工發放的工資、獎金、津貼等薪酬總計162億美元，同比增長48%，人均高達50萬美元。

高盛確實變了。1970年代，其聯席總裁之一約翰懷特黑德(John Whitehead)堅持高盛支付的薪酬不能高于其它公司，甚至希望更低。因為能夠以低薪聘請到最優秀的人才，當時的高盛確實是徹頭徹尾的異類。現在的高盛仍然具備其它公司無法超越的優勢，但它的獨特之處在于將種種主流做法做到極致，比如發放最高的獎金。

SEC自然樂于打壓這樣一個處在非議中心，且正變得太大而難以監管的明星公司以樹立自己的聲譽。雖然趟過金融危機渾水的華爾街不可能有絕對無辜者，但選擇高盛最妙的地方在于，這不是一捅就破的紙老虎。

在其負面新聞集中爆發的2009年，高盛依然創下令人驚嘆的利潤，其股東權益回報率是各大銀行中最高的，幾乎是同樣在危機中屹立不倒的摩根大通的四倍。“欺詐門”事件爆發前，高盛的一位客戶曾表示，高盛與客戶間的關系“好得不能再好”。可以想象，如果換做尚未從危機中真正恢復的其它投行，SEC的強勢進攻很可能帶來又一輪市場災難。

所有這些偶然、必然因素匯總到一起，終于將高盛置于“你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境地。

銀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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