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互動空間：市場、政府和企業家精神論壇(實錄)

2012年02月05日 00:02
來源：鳳凰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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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網財經訊 2月4日-6日，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第十二屆年會在黑龍江亞布力召開。本屆年會的主題是“市場的力量--紀念鄧小平‘南巡’二十年”。鳳凰網財經作為合作媒體，全程圖文直播本屆論壇。

以下為《市場、政府和企業家精神--重溫鄧小平市場觀》論壇實錄：

主持人：謝謝各位，接下來的環節是大家期待的短兵相接的主題論壇環節，下面用熱烈掌聲歡迎主持人中國企業家論壇理事王巍先生，泰康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CEO陳東升先生，毛振華，中誠信集團創始人，郭廣昌中國企業家論壇輪值主席，李東生，TCL集團創辦人兼主席，朱新禮，北京匯源飲料食品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梓木，華泰保險公司董事長，秦曉，博源基金會理事長，郭為，神州數碼(中國)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大家歡迎。

王巍：首先給在座的企業家和創業家致敬。今天幾個人發言都非常感動，一個是劉明康主席上來首先給企業家鞠躬，張維迎又做了非常痛快的講演，他推崇的是一個市場的原價值。我們今天在二十年之后可以堂堂正正宣傳市場價值，是一個特殊的日子，就是感謝二十年前鄧小平的南巡，在當時的一種危機下，掀開了中國歷史的新篇章。二十年之后我們今天正面臨著另一個危機，所以中國的這些企業家、企業領袖人物集體北上來討論今天中國企業界什么樣的一個局勢，我們將采取什么樣的價值，剛才很多人都談到最近由于四年前的次貸危機，全世界經濟重新調整，歐洲急劇向左轉，中國的政府更加強勢。我們還記得十年前國退民進、抓大放小，十年來，特別是最近幾年來，在調整經濟結構一個旗幟下，我們中國的資源、公共資源加速的轉向國有企業，轉向政府經濟。還有極端地談到轉向權貴經濟，這是我們中國今天面臨的一個大問題，今天我們不是解決這樣的問題，是來表達，我們特別想了解一下、回顧一下二十年來中國企業界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首先我先邀請秦曉董事長，他是中國招商集團的董事長，而且他在企業界長期關注宏觀的格局。所以我們首先稍微沉重點，請秦曉博士對二十年來市場力量變化作一個描述和他怎么看今天的現狀和未來，有請。

秦曉：應該是活躍大家的交流，因為我習慣用一個七八分鐘的時間，有一個框架、概念，用一個完整的邏輯講講我的觀點，然后大家來討論。他們也都贊同我這樣做，我也覺得這個任務比較難擔當。

首先我看到這個題目，原來叫堅信市場力量不是沒有原因的，就是因為這個已經變成問題了，能夠說不是一個問題，那我們不需要用一個詞來強化。我想強調的第一點，現在是不是堅信市場力量變成了一個問題，為什么剛才張維迎講話受到這么大的歡迎呢，因為沒有講深入的東西，都是基本的共識，張維迎的聲音現在不多了，如果大家都這么講，我想張維迎也不需要這么富有激情講這么多話。原因何在呢？原因從全球來看的話，大家都看到三十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崛起，也看到西方重大的危機出現了，就是我們講發達體或者是市場經濟主體。

在中國產生了一個中國模式論，產生了一個北京共識，對應華人的共識，就認為我們這種體制好，我是不贊成這種觀點的。當然不是否認有個中國道路、中國模式論我是不贊成有些人包裝成中國模式論。為什么不贊成，我們對發達國家的認識深度比較不夠，我們往往說他碰到了危機，他處了問題就得出來結論，這是制度有問題。我覺得這種思想要徹底調整，因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他們說不要講理論，都講過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人有短期利益、長期利益，有各種不同集團的利益，什么叫一個好的機制呢？就是說不是一個機制不犯錯誤，或者說不發生危機，而是在于這個機制能不能有一個自我調節的力量去少犯錯誤、不犯大錯誤，犯了錯誤能夠改正，這個調節力量不是靠某個圣人，是靠一個民族的力量、多元的力量、社會的力量，所以我們不贊同過去說的他們有一個結構性的、不可調和的矛盾，比如市場所有制和生產的社會性。我認為這是一個張力，是兩種不同傾向的人，一種人更相信看見手的力量，一種人更相信看不見手的力量，一種人更愿意獲得自由，就是把我能自由運用我的錢，一種人更相信福利，我把財政赤字提高了，由政府來福利，一種人關注長期問題，一種人關注短期的問題。

這些人是有不同利益、不同理念的，但是他們有一個基本共識，我們說的西方發達經濟體投票的話，大家會采取中國這種模式，可能有一些經濟學家這么說，有些人寫的書也是語不驚人誓不休。如果讓大家投票，我不相信他們會投票美國會擁有大量的國有企業，價格要管制，注冊公司搞交易要經過審批，我認為美國人大部分人是不會贊成的。就像我們當年說東歐發生的巨變件造成很大的損失，如果讓東歐人投票，他們不愿意回到那個時代。

中國的問題呢，我覺得在八十年代改革的時候是一個體制內基因和體制外基因高度共識的一個時期，都認為原來的制度不行了，要告別一個計劃體制，所以我們開啟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樣的道路。中間出現了很多問題，也有很多反思，但是整體這段路是走下來了。當時有兩個問題是沒有在思想上達到一致的，有的也為了不影響我們的改革就把他擱置起來。一個就是說產權的問題，我們有一個公有制的概念，我們社會經濟的三個原則，按勞分配、有計劃、按比例都已經被重新解釋了。但是公有制這個問題沒有突破，所以在保護私人產權問題上是擱置起來了，以至野鴿問題在今天變得越來越突出，第二個問題政府在經濟中出什么作用，我們轉了一圈之后發現日本的模式有吸引力，就是說東亞發展主義政府模式，那么，比較容易和我們原來的體制嫁接，進去以后，現在存在的問題是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團，如果完全是計劃經濟，可能沒有那么多尋租，政府官員沒有么大權力，如果完全進一步改革，這個東西也沒有，在中間這個階段，產生大量的盈利空間，造成很多人尋租。所以我覺得這個制度本來是一個過渡性地安排，現在被有些人包裝成一種制度的創新，希望把他固化下來，現在爭論的焦點就是這樣一個焦點，其實這個爭論在歷史上不是沒有發生過，我們如果化為光譜，不要把馬克思和列寧、斯大林變種以后的計劃經濟放到里面，整個光譜中，就是說一直存在著一個邊界爭論問題，第一個對光譜以外的，咱們說光譜以外的爭議是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蘇聯的模式，就是斯大林模式。當時是美國一戰大蕭條，出現了蘇聯高速增長，那時候有一場大爭論。第二場爭論是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就是日本的模式產生了爭論，就是光譜以外的。那么這兩場爭論最終是一個事實說明的，就是第一個蘇聯體制，毛澤東無非是蘇聯體制的翻版，他可能在短時間創造極大的效率，但是他是以個人的自由和權利為代價的，是個封閉的。張維迎說強盜邏輯，咱們不說這樣，他也不是瞎說的，就是工業化這個名字是好聽的，但是怎么假設這個東西第一是誰同意的，如果全民投票都這么做這是一個概念，但是沒有這個概念，如果全集中起來大家一起看這個事不是好事，所以這個代價是不能再付了，不符合背后的價值正當性。

第二是東歐的扭曲價格、資源錯配，現在沒有人再討論東亞模式，現在能聽到中國模式的就是東亞模式翻倍，比東亞模式過之而無不及，所以歷史上發生過這種東西。

我們的改革剛才主持人也講過了，二十年前也碰到過這樣的問題，必須把中國的情況納入進去，把全球的納入進去，然后再來考慮中國未來的選擇，我覺得還是要接近市場的力量。

我講完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