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祖六：私企也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 2014要兌現改革諾言

新加坡模式不一定適合中國

主持人：我聽您個人的觀點，我的理解是說，您其實覺得混合的所有制也許比以前有所進步，但是還不夠，您覺得最終的目標應該是私有為核心的？就是其實現在他強調了私有制部分，強調國有的部分，而在你的概念當中，你希望未來能夠發展完全是以私有為核心的部分？

胡祖六：自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啟動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開始建立市場經濟，這次我們的目標是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這是十八大三中全會上所確立的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建立一個發達的、成熟的、文明的、民主的現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產權上來說是以私有企業為主。那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不是要公有，而是公平，社會正義，所以并不需要國有資本占主要的核心產業或者占主導地位。針對社會公平，社會爭議，我們需要公平競爭、自由競爭，至少通過私人企業方式。但是政府進行監管，提供一些法律體系，這種公正的裁判去維持市場公平競爭的秩序，再通過社會保障體系，為社會的低收入階層提供必要的安全網，包括醫療、養老、失業保險，這是我覺得最理想的。那么在各個階段，比如說一些企業有國有資本存在，有私人資本或國際資本的情況，這是未嘗不可，但是這不應該是主要的模式。

主持人：不是最終目標？

胡祖六：不是最終目標，也不一定成為一個主要的公司形態，因為現在在國際上也鮮有案例，市場經濟發展的幾百年歷史上鮮有案例支撐這種混合所有制。

主持人：沒有成功案例？混合所有制沒有成功案例？

胡祖六：鮮有，就是比較少的，比如新加坡，基本上全是國有，但新加坡有些參股控股的企業，像星展銀行，上市企業是國有股權，但是那是非常特定的，那是個小形態的經濟體。星展銀行并不能壟斷新加坡的銀行體系。如果很多每一個部門、每一個產業都有很大的國有資本在控制，最終是不可避免的，國有資本和私有資本是會有沖突的。

主持人：所以在你看來，新加坡不能作為中國可以借鑒的成功經驗，而到底有沒有成功的案例，其實比較不樂觀是嗎？

胡祖六：當然新加坡是非常成功的經濟體。

主持人：但跟中國沒有可比性？

胡祖六：有很多的差異，但是新加坡有一些成功的經驗和做法值得我們參考學習，比如說新加坡同是國有企業，他們的激勵機制完全市場化。特別是高管的任命，我們的國企的領導人是中組部任命，是政治任命，并不是市場去遴選最有能力、最有經驗、最適合當CEO的人去當CEO，完全是個政治考慮。而新加坡很多的國企的CEO，都是從海外公開招聘的。比如說淡馬錫作為主權財富基金，像中投一樣，他的總裁是個美國人，你會想象這種事情在中國社會能發生嗎？

主持人：不能。

胡祖六：所以他們有些做法，對他們非常重要，但不意味著在我們國家的很多社會、政治、文化的框架下，就能夠實現，但很多東西值得我們參考。再比如它的政府也很強勢，但有一點，它的政府非常專業化，也非常廉潔，基本上沒有什么貪污腐敗的現象。當然我希望中國人能接受過來，在中國復制，這是非常令人高興的，但是也涉及到別的方面，我們在公共治理方面、政府治理方面等方面，特別是人事制度、干部制度方面還需要改革。

主持人：這涉及到更多的話題，在后面探討，還是回到剛才我們談的國企線條上，剛才您的論述是說混合所有制當前未嘗不可，但是不是最終的目標，即便在過渡階段，也不應該成為主要的模式。那我們說的徹底一些，是不是最終的目標是要消滅國有企業？

胡祖六：其實任何依法注冊的公司，在中國經營，雇傭中國的工人，向中國政府交稅，符合中國的法律法規就是中國的企業，不要有國企和私企之分，不能按照親生子還是后媽養的孩子進行區別對待，國企的存在是因為它也能創造就業，創造稅收，有社會成長價值性。所以我就說，我們國家自古以來，特別是最近30多年來，吸取的經驗和教訓，我覺得社會主義的目標應該是實現公平，而不是公有制，過去是因為意識形態束縛，被這個所有制給束縛了，非得叫國有制、公有制不可。現在三中全會的決定比較清楚了，只有社會公益性的才應該是國企主導，凡是競爭性的領域、盈利性的領域，那就是各種民營資本甚至國際資本來做，進行公平競爭，這種效率更高，創造財富更大的企業，反而更有利于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