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祖六：私企也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 2014要兌現改革諾言

2014年要兌現改革諾言

主持人：我們再聊一下時效性的話題，在你看來，2014年中國經濟面臨最大的風險是什么？

胡祖六：我想兩個最大的風險，第一就是我們還是從2009年這個過渡的、大規模的財政刺激、貨幣刺激，導致了很多的后果，比如說產能嚴重過剩，因為過去投資太多了，然后結構不平衡，地方融資平臺、影子銀行都是2009年那一撥開始大規模的過渡刺激的后遺癥，所以這個是2014年基于2014年，我們開始很多事情爆發，對我們的信心造成了沖擊和影響，這些我們怎么去消化、處理這些問題。

主持人：已經四五年了，這個后遺癥還沒有過去？

胡祖六：像地方融資平臺大的問題，不是一個月兩個月就能過去的，當初2009年那么多項目上去了，都沒經過認真的項目認證，加上不透明的支出等等，最后這個項目執行效果如何、質量如何，都需要這個市場來證明是不是能夠持續，愿不愿意證明，那么很多項目其實非常粗制濫造的，是低質量的，沒有經濟效益的，是不良資產，所以是一個很大的原因。所以我們需要在2014年全方位梳理這些問題，第一步就是把問題摸清楚，問題有多大、規模有多大，地方融資平臺的債務問題，或者影子銀行的問題，這是第一個挑戰。那么第二個挑戰，2014年是改革的元年，新一代領導人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所以很多改革如果再去頂層設計，現在還不做，民眾也是失望的，市場也會很失望，所以有一種緊迫感。今年2014年，現在2月份，我希望從明天起就開始很多改革措施行動出臺，向前推進。這個改革的任務這么多，時間也很緊迫，都要實現，所以也是非常緊迫感。所以希望2014年這種改革要切實推進，要兌現這個改革的諾言。但同時又些改革是比較復雜的，有區域性的，會有短期成本，所以要避免這些改革的一些措施對經濟的短期的成本。

主持人：這個能避免。

胡祖六：做一個平衡，這就需要很多的政策的藝術和執行的藝術。所以這兩個挑戰，我覺得是2014年中國的挑戰。當然第三個挑戰就是國際環境，總體就是新興市場包括印度、巴西、俄羅斯、印尼、土耳其、阿根廷、智利，現在都是貨幣貶值，股市下跌，經濟成長大幅放慢，有很多很多的擔憂，這是對中國是一個負面的影響。但是另外一個是美國QE退出，美國經濟開始全面復蘇，美國畢竟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好，歐美趨于穩定，日本不管領土爭論如何，但日本經濟好，我想整體上發達國家體都在趕上的話，畢竟我們還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出口貿易大國，所以發達國家經濟趕上的話對我們有利的，所以國際環境來說有利有弊。這三個因素都是我們需要關注的。

主持人：第一點是2009年大規模的刺激政策后遺癥，第二點是改革元年的諸多政策是不能夠落實，第三點是國際環境當中，有利有弊，弊的那一部分不能夠克服的，但是第二點，因為我昨天也聽到任志強有個觀點說，中央的改革決心和力度我們已經看到了，但是真正落實到地方政府，一些真正去執行的層面，他們有多大的動力去做這樣的事情？

胡祖六：改革動力來自多方面，從最近幾年看，為什么很多人都抱怨最近改革停止了，或者不夠了，應該說是最高領導層沒有這個改革動力，那我覺得最高決策層要有決心和動力，畢竟中國還是一黨執政的政體。

主持人：其實以前也有過。

胡祖六：那都比較少見，真正的最高權力真的想做事情，我覺得肯定能做事情，別忘了你的烏紗帽，你是省長、市長烏紗帽是省長、市長，我們是一黨執政，黨掌握組織權力、人事大權、組織大權，我覺得是鄧小平啟動中的改革，凡是不支持改革開放的靠邊站，不改革的就下臺。所以那時候干部制度首先叫四化，就是都是要首先是改革的這種魄力，作為考核的標準，你沒有改革的意識，沒有改革的魄力不要坐這個位置。現在我就想說，你這么一個龐大的、復雜的系統的改革工程，真正要落實，三中全會真正要落實，那是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在各級層面、各級政府、黨委、司法、人大政協，整個對這個權力系統都要去運作起來，動員起來，為這個改革服務，那肯定是有阻力的，因為很多既得利益被觸發了，但是最大的還是上面，上面說這個改革是最大的任務，是中心，是考驗你政績的一個最重要的東西，那我相信各級的利益機制就會調整過來，因為他的烏紗帽，他的升遷是跟這個改革（掛鉤），他是不是真正的改革家，緊密聯系在一起。就像我們過去把GDP當作一個政績的表現，你是真改革還是假改革，我相信那些猶豫、缺乏積極性、消極怠工，都會大幅度減少。

主持人：您對我們中央的改革的領導力和調動能力還是有信心的？

胡祖六：講中國模式，我不認為中國很特殊，因為中國成功，這個毫無疑問，我們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我覺得美國它是一個民主的政體，三權分立，確實有很多制衡。我們是一黨執政的國家，在目前來說，我不知道以后中國怎么演變。目前來說還是一大特點吧，從執行力來說還是一個優勢。習總書記下定決心，黨中央下定決心，我們是可以推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