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挑戰是生存空間的挑戰。國家外匯投資公司不但面臨發展的挑戰，而且還面臨生存的挑戰。公司從成立之日起，就面臨全額負債的局面，并且要承受匯率損失的巨大風險。根據我們的測算，在前五年，公司每年都要面臨5％左右的匯率風險，再加上目前10年期的國債利率已達4.4％、經營這樣巨額的資本需要有龐大的經營機構和人員，這樣，如果年平均收益率低于10％，國家外匯投資公司就會面臨虧損的局面。國際上投資銀行的年平均利潤率也大致在10％左右，美國長期國債的年平均收益率大都在5％以下，而國家外匯投資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又大多是行政人員，這樣，指望一個行政化色彩極為濃重、產權制衡過分模糊、投資經驗嚴重不足的巨型投資公司能夠獲得比國際投行的年平均利潤率更高的投資收益，前景實在是不容樂觀。
在我看來，中國經濟中存在的流動性過剩問題，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經濟中存在著導致流動性過剩的體制缺陷。這種導致流動性過剩的體制缺陷不消除，流動性過剩就很難避免。無論是運用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不可能從根本上緩解中國經濟中的流動性過剩問題，解決流動性過剩的根本之道是對與現代市場經濟既不相融也不相容的中國銀行體制做根本性的改革，并且讓直接融資取代間接融資而成為資金分配的主渠道和資源配置的主機制。對中國與中國經濟來說，處在人民幣升值、股權分置改革與經濟高速成長這樣大背景下的金融制度整體轉型與全面轉型，可能是中國面臨的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并且是改革的內部成本與外部成本都最低的時期與時代，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意志與市場的意志應當也必須形成合力，政府必須順勢而為而不能逆勢而動，政府應當因勢利導而不能手足無措，更不能用政府的意志去阻攔、阻擋或者阻延市場的意志與市場的趨勢，否則，改革的進程就可能被大大拖延。一旦錯過了這樣天時、地利、人和的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中國就將為制度轉型與發展轉型付出比現在高得多的改革成本與發展代價。在中國經歷了28年改革與發展的大背景下，到底是更多地發揮市場的作用還是更多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是建立強大的市場進而實現大市場小政府，還是建立強大的政府進而實現大政府小市場，這是我們必須深入思考并做出政治決斷的重要理論問題與現實問題。對這個問題的不同抉擇，將直接決定改革的趨勢、發展的趨勢甚至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國家外匯投資公司的設立可能就不是一個最好的選擇，至少不是一個弊少利多的現實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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